我的家乡我的家

古人云：“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龙和鹤都是有家乡的，只是海深远辽阔，云漂浮游移，使人感到它们的家乡虚无缥缈罢了。

民间有句俗语：“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青年人希望从家走出去，闯荡世界，建功立业；老年人期盼着回归故乡，颐养天年。多少游子在外打拼时对故乡魂牵梦绕，多少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中抒发思乡之情，以至于我们现在阅读时还会被他们思念故乡的真情感动得涕泗横流。

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之快令我们自己震惊。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闸门开启，改革大潮汹涌而至，潮头迅速扑向农村。拔掉了“农业学大寨”这个拴农民的木桩，人口自然流动了，千百年来，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成了鸡肋。因为十个人的活，三个人就干完了，从土地里再也无法淘摸出钱财来。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沿海开发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头脑的青壮年先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打工挣钱比农业上强多了，不用工具、不需化肥、农药成本，只凭一双手，挣的是农村同等劳力的几倍、十几倍。于是回乡呼朋唤友，找群结对外出挣钱，几年间，农村中“青壮打工去，留下童与孤”。这些农民工奋斗几年手头积攒了一点钱，便劝说父母，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在打工的城市或家乡所在

的地市、县城交了首付，买下商品房，然后把孩子领出来读书，把父母接出来照顾孩子，由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条件差一点的，也要租上一间房，留在城市里，不愿再回乡当农民了。城镇迅速膨胀，一二线城市不说，就是县城也都扩大了几千倍上百倍了。

失去了活力的农村迅速走向衰落、破败，许多土地抛荒了，村中心的老房子得不到及时维修很快就破漏、腐朽、倒塌，像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痛苦地离世而去，村中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白日里鼠蛇横行，农村成了空心村，甚至出现了“一人村”、“二人村”

的败落景象。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许多年岁大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回头一看竟像经历了几代人一样。城镇化带来的新问题和遗留在破败农村中的旧问题考验着政府也考验着参与这一变化的所有人。

八十年代外出的打工者已知天命，直奔花甲耳顺之年，他们少壮时生长在农村。现在思乡之情渐浓，可肩头的担子松不下来，他们得为儿孙的前程着想，还须在城市拼搏。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每逢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这些传统节日也会思念故乡祖先的祠堂、坟墓，慎终追远，乡情还割舍不下。但二千年后出生的孩子们对老家的感情就淡漠了，他们有的在城市出生，有的从小就到了城镇，早已融入了城市，适应了城市的环境生活，对故乡疏远而鄙视。他们的思绪像水上的浮萍漂移不定，再也没有稳定的根了。老一辈人对此心生忧虑：情感之舟没有锚的维系，不知将漂向何方，无论从国从家来看，都是可悲的。

为让后人对自己的故乡，对自己的祖先有点印象，我不揣浅陋，留下几句闲言碎语，以供参阅。

我的故乡在歙县，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繁衍生息。秦统一中国后始置县，称“黟歙”，隋代置郡，唐代改为“歙州”，至北宋始称“徽州”，自隋以后均为郡、州、路、府治所，府县同城。解放初期徽州地委和徽州专区仍设在歙县，是国家级文化名城。

歙县山川秀丽，据《太平寰宇记》载：“歙，翕也，谓山水翕聚也”。境内峰峦挺拔，峻岭逶迤，丘陵起伏，溪谷纵横，全县总体情形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除新安江畔，大小河流两旁有较大的城镇外，在山野平畴，河谷盆地，缓坡深坞之间也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集镇和乡村，而歙县的南乡，人口最为密集，许多山头上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大村几十户，小村仅几户，相隔一、二里或三、五里，山场地界相接，鸡犬之声相闻，别有一番景象。

我祖祖辈辈居住的家乡就坐落歙县南乡杞梓里镇一个叫富坑的山村。沿杭徽公路从歙县到霞坑过华源河，沿石板路上山，沿途树木葱茏，景色秀丽。经下路亭、上路亭便到了半山坳里的长岭亭。从长岭亭前分出三条岔道；左边石板路通向胡川、长川、唐里直至岔口镇；沿右边石板路通往石坮、水塘坞、柿木坮、湖山、下坮等九坑十八坮，中间土路通向富坑、士峰。沿土路只需走二十分钟就登上了庙堂降，富坑就在降右侧下方的一个山坞里。

富坑村的形态很像一个坐在椅子上往后仰靠的巨人，头是富坑降（外村人称），我们叫“案后尖”，颈部是后垱那片山场土地，胸口就是村庄！肚腹双腿延伸到山脚。沿庙堂降向右顺山势走依次是老鹰尖、三百两降、老虎背，蜿蜒向东南，直到对溪，外磻绵延七八里。整个山势像巨人护佑住胸口的右臂。

从“案后尖”往左去是巨人的左臂，它伸向英同岭、半坞，走出一二里路，山势陡然向下伸向河谷到长川村，上半山是树木林场，下半山是茶园。村里肥腴的土地都在胸口以下和偏左的一侧，你看名宇就知道舍基垅、黄毛垱、笙竹垱、高同地、屋基场、土地庙、大块，大坦……，几百年来，这些土地供祖先生存发展，繁衍生息。

如果你沿杭徽公路到苏村，往唐里方向，上苏唐公路，沿磻溪到长川，从王川、七川中间的盘山石路往山上走，乘车只要十几分钟就到富坑村外的操场上。操场两边便是两棵几个人抱不拢的大树，从这两棵树便可以猜出村龄了。这条路是到富抗最便捷的路，可以前是没有的。杭徽路1933年开通是蒋介石为到江西剿共而开的，苏唐公路八十年代才开通，而到富坑的路则是“村村通”的硕果，开通已是二千年以后了。

到富坑最古老的路应该是从杭州沿新安江逆流而上到深渡，再从定潭支流上来到昌溪，右拐进入华源河，到石潭，再登上北山岭，柿木坮经三百两降到富坑。我猜想祖光当是遭逢辽宋战乱，北方狼烟遍地，无法生存，先祖和千千万万的流（难）民跟随朝廷到杭州，因人数太多，拥挤不开，难以存活，只得溯江而上，到歙县这个深山来安身立命的，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祠堂记载的族谱中姚姓始祖在殷虚，姚崇是祖上的名人了。从三百两降上来，一到岭头，与富坑村正面对面，村庄，山场，土地一目了然。除前面己介绍外，村子左边下半山也历历在目，下半山的山脚部分是七贤坮、杨梅岭、来垅山，再往下靠昌源河的山场，田地便属于外磻，塘坑坞，西山下三个村了。

我们村之所以被称作富坑，是因为地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独自占据一座山坞的大部分，自然资源较别村丰富。到周边村庄至少有三里多路，一般的是五里。周围山村比较密集，隔一二里便是另一个村子，村与村地片相连，鸡犬之声相闻，资源比较匮乏。所以富坑在山庄中属于上筹。

我们村形象很像簸箕，右侧有小山垅叫桃树垅，左侧也有一个低低的山垅，转过垅的山湾叫阿湾。中间部分上面略窄，下面较宽是平缓的坡地。房屋住宅建在顺山势砌就的三条大磅上。从后垱往下，有一段五、六丈长，一两丈高的石崖，石崖下第一级平地长约六七丈，宽有两丈多，祠堂就建在石崖下，径深近三丈，第一进天井，第二进大厅，后面一进是戏台，天井两旁有迴廊。大厅高近两丈，很有气势。祠堂两翼延伸出去是住宅，住宅后面是厨房、柴房、猪栏等附属建筑。祠堂门口有六七尺宽的余地连接着东西向的石板路。

石板路前面边上隔二三尺是从第二级平地上砌上来的楼房，中间相隔那二三尺宽放空处是让空气流通的墙和后磅的距离。第二级石磅长有十几丈，高一丈多，在这块宅基地上建有里堂屋、通䡓、五间厅，富德堂、恒德堂及许多私人住宅、厨房，排列整齐，中间一条宽阔的石板路叫“中间巷”，巷两边房屋虽高低参差，但白墙、灰瓦，疏密有致。房屋外排墙壁下的大路叫“门楼下”，全是石板铺就平整宽阔，路外侧又是一条长十几丈，一丈多高的石磅，石磅之下，是村子的第三级。这块宅基地从东南往西北长十几丈，宽近四丈。中间的大房子是华德堂，隔着六七尺宽的巷道，斜对面是外堂前，有两进，进门是天井。中间巷道叫“下条巷”，巷两边都是民宅，巷东南这一头沿山势逐渐降低，经十几级石阶到“下坦”。外排房子全是一个格式，磅下第一层堆杂物，磅上二层出面作为起座，三层楼是房间住宿，从屋檐到地面临巷高两丈多，外墙落檐有三丈多，排列一致，墙外面叫墙壁外，全是茂密的竹林和合抱不拢的大树。直到大跃进年代才被砍伐殆尽。

由三级大石磅砌就的三片宅基地是村子的主体，右侧有一条从上往下向右倾斜的水沟，上半年水流不息。盛夏后久不下雨会断流。沟右边是桃树垅，桃树垅上依地势高下也分三级，上面叫屋后，中间叫上坦，都建有住宅厨房。下面一级叫东司头，主建筑是碾房、碓房、猪栏和厕所（东司）。

上坦湾坑右边有一个石坑，全是人工开凿，前边上半部分用石块砌成，顶上石条为盖，内有泉水,是吃水的水汭。下半年天旱，水流减缓，供不应求，要转过桃树垅到里向湾大水汭取水。水汭下一两丈有一眼水塘，百来个平方大小，是大跃进年间砌起来的。水塘下十来丈另有一个水汭叫下水汭，干旱的年分，水不够用，要到这里挑水。村子下面还有几个挑水的水坑，挑水回村比较远，挑一担水要半个小时，我盖房打红砖挑水都要到村子下面较远的地方。因为打砖大都在秋冬农闲，而下半年雨水都比较少。到改革开放后，生产塑料水管，村里人才用水管从对面山引水到家，吃水不用挑，现在是电泵抽水，又进一步了。

从中间巷出阿湾就是晒坦。我小时候所见到的晒坦是随山势开挖砌就的，一家一个或几家合用一个。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学大寨时，村里新建小学，晒场也进行了扩大、平整，十几个小坦合并成一个大晒场，美现实用，改变了村貌。

我们村和周边的村子都是聚族而居的，大家同是一个祖先，几乎没有一个杂姓。民俗也一样，特别是春节前后，农作闲暇，全村人都聚集在一起。大一些的村子则按分支，各自在自己的众屋里集中，各家各户端来自己的瓜子糕点，喝茶抽烟。我祖上排行第二叫福富公，有二三十户人家，那段时间，白天各户忙自己的祭祀用供品、过年的节礼、伙食。晚上都在福德堂聚集。年前十来天屋子就清理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妥贴，三面板壁上都挂上了中堂，辈分高的祖先画有图像，辈分低的先人，中堂上也画有牌位，或是由后人自己写在红纸上粘贴在中堂下方。桌子围上桌帏，画前白天焚香，晚上点上蜡烛。厅上悬挂着十几盏彩灯，明晃晃的。一直到正月十八才收起来，那段时间是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吃过晚饭，早早到场一边吃瓜子，一边听老辈讲古。我们村的村史就是这样听来的。

据说我们先祖到了深渡，但人太多了，先祖兄弟二人沿小河而上，先到周磅头住了一段时间还是安不下家，俩人分手，弟弟沿河往岔口那条源去，到下湖村安了家。哥哥尚孟公沿另一支流经昌溪到石潭，过华源河上山到上墩（庙堂降后一块平坦）草创两间茅屋，住了十来年，住不安稳。因为霞坑人经常来打柴，时常闹土地山场纠纷。他们人多势众，姚家人丁少，每每吃亏，不得已几个孩子到柿木坮拜师习武保身。后来家里养了一头牛，经常放牧到后边坞里，任它自由行止，那牛很奇怪，一到晚上就卧到后垱的石崖下（现祠堂处），赶它也不回家，最后对它说：你要喜欢这儿，明天再来，它才肯起身。天天如此，尚盂公才明白这儿风水好，举家搬迁过来。后来逐渐兴旺发达。三代以后，人丁兴旺，二房福富公育廷泽、廷平二子，生活逐渐富庶，又到昌源河下边王川村下游，花几十贯钱，买下了七亩坵，廷平公一家迁到七亩坵。现在七亩坵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廷平公后裔。

廷泽公之后是“以”字辈的“以乔公”，“文”字辈的“文美公”，“志”字辈的“志安公”。志安公前妻生三子是新林、新禄、新本；前妻亡故后续弦吴氏生二子，新材和新寿。新寿又叫“六妹”，大概是连哥姐一起算，他排行第六吧！他的姪辈叫他“妹叔”，她妻子也就叫“妹婶”了。

新寿是我的曾祖，曾祖母娶自石潭村外三里路左右的向东坑，曾祖安葬在塘坑坞由外坞进里坞的左侧山湾里，我和国祥五六岁时，祖父就带我们去扫过墓。曾祖母安葬在笙竹垱我家菜地右侧，和祖父、母亲的坟相距仅三五米，每年我们都要按时祭拜的。

曾祖父母起先多胎都是生女儿，那年代女儿是不能传宗接代的，所谓“炉灰抹不上墙，石灰才能上墙。”曾祖父的同母兄长新材育有三子，出于私心，想占有曾祖的土地房产，盼着曾祖母生不了儿子。经常挑事闹磨擦，欺负、凌辱曾祖母。曾祖母也自认自己命不好，忍气吞声，伏低做小。两家斜对门，躲不开，避不掉。伯母经常盛气凌人，恶语相向，日子难熬。直到曾祖父五十左右，才生下我祖父，老年得子，心里高兴，给祖父起名“来九”，九者，狗的谐音也，说来了一只狗了，名贱好养大。但为了安全，对外宣称又是生了个女儿，由四个姐姐轮流照看，不过外人手，直到三、四岁上才公开，这时那位伯母虽然心里不爽也无可奈何了。我小时常听老姑婆讲她伯母欺凌、侮辱曾祖母家的旧事，总是讲做人善点好，得势莫欺人。

我祖母叫方美夏，老家浙江淳安，也是苦命人。幼时她父亲发了点小财到徽州府置了业，但很快便染上鸦片，家产败光。当时祖母才四、五岁，就卖给人家换钱抽鸦片。刚好我村的石匠姚正元遇到，他有个婴儿无人照看，就花几个大洋买了回来。几年一过那婴儿长大了，祖母也十一、二岁了。我曾祖父母俱已年迈，几个女儿又出嫁了，没有劳力。正元就把祖母卖给曾祖父母做童养媳，也算收回了本钱。当时祖父才六七岁，曾祖父过世，祖母十四、五岁，帮着曾祖母一起撑起这个家。正元家就在祠堂右侧，我幼时祖母常抱我去玩，我见过那个叫“老莲”的老太外婆（正元妻）。

曾祖母辞世后，祖父才十来岁，祖母大祖父五岁、由她打理这个家。当时的生活可想而知。祖母幼年受苦，身子单薄，又是小脚，粗重活干不了，祖父少不更事，又无人管束，还染上了赌博。祖父在世时，我对以前的旧事也不大关心，没有问过他，不知那段日子是怎过来的，后来我听别人的只言片语再进行推测，当时祖父几个姐姐是费了不少心力扶持他们的。还有福生（民辉，灶辉之父，祖父堂兄）也提携不少。到我们这代人，两家关系还很亲密。不然难以想像一个孤儿在那个年代怎么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呢?

祖父曾对我说他从小喜好赌博，也常出村去赌。一次他到十亩坦去，十亩坦有个老亲眷(是姚茂生大外公)与我曾祖母是表姑姪关系，他家境富裕，管着一只水碓。那天他见到我祖父，把祖父叫到他家里说：“你小小年纪，会赌博了，真可以。”(可以是称赞后辈的词)你会打宝吗？（宝是赌具的一种，略像正方体，铜制，上有盖，把宝身底座罩住，底座上嵌有黑白两部分，一样一半，宝前面叫进门，后面叫出门，左边叫青龙，右边叫白虎。做宝的人把宝暗地做好，让打宝的人下注，猜白的部分在哪个方位，猜对的，下一块钱注，赔付三块，没猜对的，下的注归庄家收)。祖父说:“会。”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小竹篓，有半篓的宝，拿出一只，让祖父看着他做好，合上盖，叫祖父打，祖父看准打下去，但揭开盖看却不是原来看到的方位，连试多次，一回也打不中，祖父惊讶不已。这时他说：“这里头水深得很，你想学吗？想学，把老姑夫那点干土(房产)湿土(土地)卖了，也要学会了。”祖父一听，梦中惊醒，心想卖完了，那日子怎么过啊！从那以后，再也没赌过博。

我幼小时，祖父常对我说：做人有计吃计，无计吃力，无计无力，饿的笔直。”意思是有头脑靠头脑吃饭，不会谋神算计的靠力气吃饭，没有头脑，体力又不强的人就要饿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他总结出三句话，就是人活在世上“要嘛有权，人欺不了；要嘛有钱，人不能欺；再就是有力，人不敢欺”。但“力大不如法大”，“四两能拨千斤”,有武功就不怕力大。穷人要保身家，只有习武一条路。因此他十五六岁就白天下地干活，夜晚出村到七亩坵学武。师傅也姓姚，叫应道是木匠，又会雕塑菩萨，据祖父说他年青时到三阳管水碓，一个人打败一群流氓痞子。平时双脚都捆上铁板，重三十斤，要走路时把铁板解下来往肩上一搭，行走如飞，一个小时可行三十多里。祖父跟他练了几年，他说祖父练到功了，自保有余，不必再去七亩坵，自己巩固就行，祖父送了谢礼，自己时时练习，冬夏不辍。我和国祥七八岁陪祖父睡，一早一晚，祖父也教我们扎马步，练长拳，但我们懒散，没兴趣练。解放后社会承平，练武无用，祖父看我们不想学，也就算了。

祖父成年后，一心要振兴家业，他一米七出头点个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身体棒，力气大，脾气也倔强，做事雷厉风行。祖上传下来的地块，他一块一块的整修，先挖排水沟，砌地磅，再深挖土地，家里养一头牛，一头母猪，两槽肉猪，粗草粪一年上两遍，地越来越肥，粮食越打越多。后来又改良犁耙，每块地到秋冬都用牛犁一遍。他成了全村种地最有名的把式。地里的庄稼就是外行从对面山看过来都知道那块地是他种的，甚至连地界都能分出来。

以前榨油没有机械，全用木榨人工打油。榨油不仅要力气，更要技术，从磨粉（豆、菜籽都要先磨粉再榨油）到踏饼（用铁圈把蒸熟的豆粉放进去，外面包上稻草，用脚踩踏成一个饼）再放进榨打油，每道工序都要求技术。祖父是全能，特别是烧火蒸豆粉，火候恰到好处。那时榨油是农家的大事，谁家打几担豆油相当于现在讲谁家年收入多少。豆油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可以卖钱，豆饼既是精饲料，又是最重要的基肥（当时不知化肥为何物）。所以祖父成了大忙人，要忙一个多月。

祖父常和我讲以前的旧事，我印象最深也最能体现祖父性格的事是和外磻打“人命官司”。我村杨梅岭的地块和外磻村接壤，因为地界纠纷，常闹摩擦，你收我粮，我牵你的牛，越闹越凶。外磻几个祠堂头挑事，煽动族人说富坑人不仅山场土地是占他们族的，连四只床腿都是安在他们的地上，叫祠堂管下的“九社十六团”把富坑人赶下山。富坑人听到消息也联系了“九坑十八坮”的亲眷朋友到时候来帮忙。秋后一个月黑风高的下半夜，外磻主善堂突然集合许多人准备突然袭击，出其不意端掉富坑。看到周围村庄灯笼火把向外磻集中，半夜怕下雨到晒场收东西的姚金昌太祖母急忙报告，村里赶紧派人四处求援，天亮前，许多人都赶来帮忙，大部分人集中到从横路后往来垅山去的横沟里据守。天刚亮，外磻许多人拿着刀枪棍棒，纷纷攘攘从山下往上涌，还有人不时地开枪壮胆。富坑队列里有个从上皇岭来的吴讨饭用自己带来的猎枪瞄准冲上来的第一个开了枪，那人应声倒地，后头的人吓得缩回坎下去。过了好一会儿，塘坑坞上来半山舍上的老头恒寿（他姓张与斗争双方无关）出来喊：富坑人退一下，让外磻人把尸首抬回去！这时才知道打死人了。吴讨饭悄悄地溜回了家。怎么办？出人命了！双方械斗停止，各自撤回，富坑几个主事人认为不能让把柄落到别人手里，马上叫人下去把尸体抢上来，扛到富坑，准备和他们耍赖，说没有打死人，认为打官司必须有证据（尸体），没有证据，他们打不赢。大家七手八脚找来棺材，把尸首装好，抬到村后，藏到一个玉米杆堆里。哪知没几天就走漏了消息，外磻要来抢尸体，于是管事的几个人一商量，又让祖父和几个可靠的人趁夜摸黑抬到上墩，放到石坮人家堆的玉米杆下。谁知没有十天半个月，又传来外磻人知道尸首藏在何处的消息，祠堂里管事人把任务交给了祖父，他们本身也不参与了，祖父约了三个信得过的人深夜把棺材从上墩抬回来，从人家下抬到山脚，山路崎岖坎坷，白天都难行，他们摸黑（怕泄密不能点灯笼）抬到山脚田边现在建蓄水池的田磅上， 再从小水坑流入大坑的豁口处把棺材放下湾坑。田磅到湾坑一丈来高，三个人在上面往下推移，祖父一个人在下面接，几百斤的棺材，几乎是祖父一个人扛在背上行了几米，待上面的人下去帮忙才放下湾坑。几个人连夜拆除我家坑对面小田的石磅，挖个坑，把棺材塞进去，照原样垒好石磅，再把挖出来的生土铺到田里，忙到天快亮才完事。这场官司打了三年，三年里外磻的人多次跟随官府到村里搜寻尸体，趁机抢劫掳掠，闹得村里没有安宁的日子。祖父为这场官司和村里几个主事的人东奔西跑，到府县，到深渡（姚氏总祠），水竹坑（三十三都董事柯银九家，柯庆施父）外坮（大地主吴大林，县参议）到处求人送礼，最后由外磻地主方柏萱和外坮吴大林出面调解，富坑归还尸体，并赔偿大洋若干元。在外磻一方认为尸体早已被富坑人处理掉了，拿不出来归还，还可以再敲更大的竹杠（告一个焚尸灭迹）。在富坑一方只认双方械斗误伤人命，赔钱结案，因事件起因是外磻人挑动械斗。调解当天，官府，士绅，双方村民及许多看热闹的外村闲人几百人到场，山脚通往外磻的路上人群拥挤不开，直到午后三点钟，尸体还未送到，官府士绅都等得不耐烦，外磻人更是起哄，这时祖父才和几个人就从离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把棺材起出来，抬去交卸。打开一看，尸体虽已腐败，但尚能辨认，身上衣物和所配带的物品完好，尸亲认收无误官司才告结束。这场械斗，外磻死一人，富坑吃大亏，每家赔大洋几十元，肥了官府豪绅。村里好几户人家倾家荡产抵押给吴大林才借钱赔偿了官司费用。在这场官司中，祖父出力甚多，办事忠诚可靠，在村里的威望提升了。

祖父按辈分是“民”字辈，取名姚民清，但大家都叫他的乳名“来九”，“九”和“狗”在名字中是同义的。老辈人认为起的名字越贱越好养，曾祖父的意思是家里来了一只小狗，以“九”、“犬”、“狗”或“富”命名的男孩，不管哪个村，比比皆是。还有起名什么“

阒（原字打不出来） ”，也很多。这个字，字典上查不到，意思和狗相同，门内有犬也。女孩如果上面没有兄长，一定起名什么“娣”，祖父的几个姐姐都是以娣命名的，村子里来娣、有娣、带娣、接娣......到处都是，如果有兄长的，一律是春、夏、秋、冬、香、花、荷、桂之类。不像现在的人名字很高雅。祖父七八岁时也上过学，但一本“甲子”还没有念熟，“百家姓”，“千字文”，据他讲，听大一点的孩子读过，他不会念，倒是什么“五言杂字”之类的书常听他讲几句，“昔时贤文”是他最熟的一本书了，但也只是偶尔听他背几句，并不会写的。奇怪的是，他的毛笔字确实写的不错，正正板板。我读完书回村当民办教师，有村民拿竹匠新打好的七斗篓叫我给他写名字，我刚写两个，祖父看到说：“你那是什么鸡爪扒的字，现世人，我写给你看。”他接过手写起来，那字方方正正，笔笔有力，真让我羞愧难当，不知他只念两年书，这笔字是怎么练出来的。

祖父非常聪明，又肯钻研，做一样，像一样，多才多艺，所有砖、木、石、竹匠手艺他都能动手，甚至连捻棕绳、织麻布那些细活也会做，晴天做晴天的事，雨天做雨天的事，冬天有冬天的活，夏天有夏天的活，没有一天空闲过。在他的努力下，家庭生活逐渐提高了质量。只是那年月缺医少药，祖父共生育十个子女。但成人只有父亲和叔父二人，有的养到十来岁还留不住。实实在在吃了不少苦，操碎了心。

随着两个男孩儿日渐长大，祖父又担忧住房了，曾祖父自己独有的只有富德堂左侧一间屋，门面宽七八尺，径深一丈左右，虽有三层，可一层也只有一人高，只能做厨房，放坛坛罐罐，堆点杂物，不能住人。睡的房间都是众屋，里堂屋五间，富德堂各一步房。房间的面积小，采光通风都不好。那年月土地私有，搞点宅基地很困难，他省吃俭用向姚金根家买了一块竹园，开始清理地基，准备建房。村里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说祖父有积蓄，游击队派人上门“借款”。一纸三寸宽的借条，借去了祖父多年积攒的十六担米（一亿六千万元），祖父一下子冷了心，再也不提盖房的事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祖父心里又活动了。着手夯地基，打石头，哪知拦路虎又来了，姚八阒（姚燮南父）说姚金根卖的竹园是他家的祖业，和姚金根打起了官司，姚金根在苏州茶厂做工，只能委托他哥姚灶树（姚金华祖父）周旋，我祖父夹在中间，官司纠缠，打地基又搁置下来。姚八阒贿赂了法官，打赢了官司。姚金根承担了责任，卖给祖父的竹园已成交多年，不追回了，赔八阒湾头一块地，还赔了一步房给他。八阒本来是利用越界不清讹诈金根（姚金根卖出多年均未吭声，看有机可乘，闹事讹诈），得了几倍的好处也满意了。我家吃了暗亏（拖延了时间，吃、用、路费补贴金根灶树），此事前因后果，叔父有记载（名留稿簿），为盖房辛苦曲折几十年，直到我五岁时才真正着手方地基，斫树创建。祖父是全能的人，打石头自己找石砀 （dàng），自己的山上只有喝水湾可以打石头，但抬石头的路不通，当时从家里到石山尖要翻过后砀，上山下坡，极不方便。为了抬石头，协商许多人家开路，现在到喝水湾的公路就是在祖父五三年开的路基上扩建的。砌墙的砖自己打，自己设计建窑烧砖，前后辛苦三年，建成老屋。以前叔父每次回家探亲都嘱咐我们照看维修好老屋，不然对不起“老奉”。

跟祖父比，祖母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但她确实是个贤内助，砍柴，担水，种地，山上地里的事事能干，育儿养猪，烧饭，洗衣，种菜，缝缝补补样样在行，虽然身单力薄，但有韧劲。我两岁就就跟祖母睡，每天我醒来，她就干活去了，我被锁在房里（因为小，又是众屋，不锁不安全），待我扒到窗口（以前老房子，窗户上只有A4纸大小，小孩子头勉强能钻出来）喊叫，别人才来给我开门。我们兄妹几个，生活上都是祖母照顾，因为母亲又要哺育小弟妹。一大家人，光种菜，喂猪烧饭都忙不过来，而她还要带几个大点的孩子，到地里干农活，盖房时要做粗工，从天蒙蒙亮起一直忙到天黑，晚上还要纺麻织线（做麻布用）天天忙到半夜。

我父亲是“安”字辈，名“安森”，这个名字只是在祭拜祖先的日子才用。别人都叫他“社裕”，我们兄弟姐妹叫他“社森”。不论个头，身材跟祖父比都小了一号，好像打了个九折。他秉承祖父的许多优点，忠厚实诚，从来不会耍心眼，讲话率直，但能忍让，聪明能干，做事利落，踏踏实实。田里、地里样样农活在行。他挑担很特别，担子上肩，短柱在手，不用歇气，要歇气也不停下，只是用短柱撬住扁担，过一会儿把短柱放下就算歇了气，满满一担粪（连桶重一百二十斤），往肩上一担，一气挑到霞坑（我村在霞坑有十五亩田），跟在他身后的都累得吃不消，他却平平静静不大口喘气。他还会推单轮车，双轮车，从霞坑一直推到杭州。和霞坑，苏村那些推车老手一样。他又会锯板，技术比一般人好。个子虽然不高，但身子灵巧，会抬杠，有一段时间，政府收购大料，把大树砍下，去枝去皮，抬下高山，放到河里，趁涨水时放到深渡卖。能干这活的人不多，他是骨干。本村外村，许多人请他帮忙，他会扎杠，看路，抬最难抬的位置。当时很出名。父亲平时走路和一般人差不多，但如果要赶时间，他走得特别快。我八、九岁时，祖母生病，从霞坑请来医生，诊断后说需要打一种针，但药箱中的针剂用完了，叫父亲去霞坑取药。当时霞坑农具厂的厂长吴民善在楼下做事，看到父亲出门，过了一会儿，见父亲还在楼上，就催父亲“还不快去”，父亲告诉他药已取来，他大吃一惊，一看表还不到一个小时（当时有表的人很少），他称父亲是“飞毛腿”，因为到霞坑往返有二十里路。合作化以后，他一直是生产队的粮管，出纳，事很琐碎，补贴很少，别人都不愿干，我跟他说：“不加工分，你也不要干了。”而他却说：“大家的事，总要有人做，不要算小账。”这些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年轻时，正逢国民党走下坡路，打内战，到处抓壮丁，晚上不敢在家睡觉，睡山上的小树丛，睡柴屋，猪栏顶。后来托人找门路到县警察局当了几个月的差，躲过了壮丁。但也就在那时生活无规律，经常外出，染上了疟疾，老打摆子，脾肿大了，形成了痞块，合作化以后，生活水平降低了，子女多，负担重，有病也扛着，得不到治疗，农活没有什么轻松的事，都是出力流汗挣工分，长年累月辛苦操劳，脾肝大又引起肝炎，肝硬化，拖到文革，越来越严重，公社医院，区卫生院，县医院都没法治。适遇弋矶山医疗队下乡，我陪他到霞坑医疗队驻地去看，说只有动手术切除脾脏，但医疗队设备不行，无法医疗，幸好国祥当时在嘉山县服兵役，托人把父亲弄到蚌埠部队医院，有一个监督改造的右派军医给开了刀，切除了痞块，才得以控制肝硬化的发展。修养段时间后，重点活不干了，只能做点轻活。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差，营养跟不上，恢复得不好。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不出工又没有收入，为了生活只能坚持干点农活。而他自己豁达乐观， 不把疾病挂在心上，直到85年1月病逝，每天都坚持做他能做的事情，如果当时经济条件好一些，他不会在六十三岁就辞世。

母亲吴桂香是坝坑头村人，村子比较小，全村只有十来户，五十多人，外公外婆只有二子一女（有一子十来岁时参加大刀会被打死），很是宠爱。嫁到富坑，头几年没有怀孩子，到二十四岁（在当时已算大龄了）才有了我，对我很心疼，但国祥紧跟着就到了，一下有了两个孩子，忙不过来，我就由祖母照顾。再后来接二连三弟妹们接着报到，她就更忙碌了。当年妇女都缠着小脚，走路摇摇晃晃，农活忙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要赶季节，这时虽然坐月子，也得挑水，搞菜，喂猪，做饭，大孩子叫，小孩子哭，忙前忙后，忙里忙外，生活确实不轻松。他自小娇生惯养，许多做不惯，不得不做时又做不快，做不好。在祖父母心中是不太满意的，但看在六个孩子身上，又不能不忍让一些。母亲在环境逼迫下，在祖父母调教下，也慢慢适应了当家庭主妇的角色，不过我们的衣服鞋子总是破烂的时候多，许多时候只能光脚板走路。

幼时印象最深的是正月“摸外婆”。记得那时天气很冷，农历十月份就下霜，十一月就下雪，腊月天，雪下的一、二尺厚很正常，屋檐下挂着又粗又长的冰挂子。许多时候，冻得不能上下阶梯。可是不管多冷，正月初二一准要到外婆家去赶亲戚。很早起来，趁太阳刚出来，地上没有化冻上路，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母亲在后压阵，我们一边走一边玩雪，打雪仗，有时照个相（脸朝下睡雪地里留下个印模），有时滑滑梯（陡一点的路段不走，坐着往下滑），虽然四、五里路也要走上个把小时，到了外婆家，吃果子、米糖、糕点、鸡蛋、肉面，那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时候。吃完饭就去玩，没有管束，自由自在，村里许多人家都是堂叔侄，堂兄弟，这家吃一餐，那家吃两顿，玩上两三天才回家，十分痛快。

集体化以后，全队社员一起大呼隆，按人口，劳力的比例分粮分物，大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母亲是极平凡的人，也没什么大事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较为特殊的一点是她从外婆那里学了一点放血的医术，劳动中经常有人闪了腰来找她治，她有时拿出七根筷子，按到患者腰上用菜刀背敲击，边敲边念念有词。有时患者卷起裤管，到膝盖后的窝里找一根血管，用缝衣针刺一下，放掉一点血。嘱病人豆腐韭菜不要吃，许多人经她一治，竟然也好了。而她全是尽义务，从不收一分钱。

八一年分地到户以后，她年纪大了，我和国祥分了家，她跟国发一起过，带大了青云，云峰，又帮着地里，山上，家中干活，年迈以后，使不上劲了。国祥在石潭承包茶厂，经常外出，她又由国祥接到大坦去，帮国祥烧饭，喂猪，照应门户。后来国祥去上海开茶庄，几个孩子也外出做事了，她才回老家来，跟我一起过，起先生活能自理，我替她买炊具，准备了寝具，让她独立生活，两年后，体弱病衰，自己不能洗衣做饭，我在唐里学校里，让爱春照顾她生活起居，至零四年六月二日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安排入殓出殡等后事，靠全村人帮忙，一应经济支出由我一力承担。

叔父按辈分起名安郊，生于1933年属鸡。跟父亲一样，平时不叫安郊叫社顺，他和父亲沉默寡言忠厚老实的性格不同，是热情奔放，活泼好动，聪明才辩的人，个子比父亲高二、三寸。比父亲小11岁（父亲和叔父之间夭折了两个孩子）。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较前有了起色，生活也趋于稳定了，到他六、七岁，祖父盼他有出息，和村子里几户人家一起到大周源里高山村聘请了一个先生，开办了私塾，承担主要开支的是福生，祖父，大辉，春妹几家。当时先生的薪水有限，每年也就几担米吧（超不过十担）。我们稻田少，按三季筹集小麦，粟米，玉米挑到先生家里去。先生的饭有各学生家长轮流供养。待遇虽然不高，但很受村民尊重，比起现在的乡镇干部来强多了。

那时候的村民认为，村里请的先生就是村庄的大门，关系到村子的声望，村里宗族中有什么疑难，村民中有什么纠纷，甚至和外村有什么争执，先生的话都很有分量。先生除在校教学生课读外，社会上的事物也很繁重，诸如排八字，拣日子，看风水，移棺出殡等，先生必须是百事通。而各地的先生也互相联系，好像有个系统似的。村子里婚丧喜庆，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先生，当然办这些事也有额外的报酬，但数量不大。

我村聘的先生姓吴，名华淦，人们尊称他“老文先生”，是个老学究，四书五经熟稔，解放后他在深渡镇搬运站任会计。文革中回家经过富坑，大家请他写一副标语，毛笔字苍劲有力。叔父和灶辉是他最得意的两个学生。每当他借别人的书来看，一定要让学生抄一本，给先生抄一本，自己也要抄一本留用。由于常给先生抄书，灶辉和叔父俩人毛笔字极好。他们俩人每天早上起来，用自制的笋壳笔蘸水到祠堂的阶沿石上练大字，写后水很快就蒸发，干了又写，写字的功夫就这样长年累月练出来了。土改时，填写土地证，是个细致的技术活，字要正楷，字体要比铜钱眼小，十里八乡，能干这个活的人很少。叔父识文断字，毛笔字好，被选为建兴村（石坮，北山岭，富坑，柿木坮等村庄）文书，刚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分田分地，忙的不亦乐乎，当时才十六，七岁。

刚解放时民风，民俗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习惯，时兴早婚，叔父十六、七岁就结了婚，婶母是水塘坞人。说来有趣，兄弟两人的岳父母，妻子竟像兄弟姐妹一般。父亲岳父叫恒大，岳母叫金芬，叔父岳父叫恒利，岳母叫秀芬，我母亲叫桂香，婶母叫桂珠，倒真有点像“天作之合”。

叔父在基层忙了几年，感到所学的知识不够用，有了重新求学的打算。祖父看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怕叔父被征兵当志愿军，也极力撺掇叔父继续读书。因此十九岁才到杞梓里小学读五年级，因为字比老师写得好，语文底子扎实，校长，教师对他格外关心，用了两个月补了一下数学后，跳到了六年级，第二年就考上了县中。在县中学习期间，叔父做了几年基层工作的经验发挥了作用，协助学校做了许多工作，初二就任学生会主席。初中毕业，学校想让他在教务处工作，但他不同意，后来推荐到了省公安厅工作。大跃进时，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大炼钢铁，合肥办轮窑厂烧耐火砖，准备砌高炉用，叔父被抽调出来，押解管理一批犯人先到现场开基打坦，后来正式工人到厂，他就转到合肥钢厂保卫科工作。

叔父大我十四岁，从小就很喜欢我，有空常陪我玩，他结婚后，每年到水塘坞丈母娘家去都带上我。跟他一起玩很开心。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在水塘坞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台上丑角出来，我不敢看（当时我七岁）转过身子，不小心把花长褂的后摆（当时小孩子穿花褂很时髦）掉到火熥里，烧掉一块。我吓哭了，他安慰我，使我放了心（怕被大人责骂）。另一次他和婶母桂珠带我到石潭去看戏，看的什么戏我忘了。水塘坞村一起去的有二十多人，一路玩玩闹闹，很有兴致，沿河那段路，还有关帝庙，百步街觉得很好玩。带我到石潭村的上下祠堂，十字街看到那宽阔的坦场，石板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子，觉得眼界开阔，那感觉就像现在到了大城市的车站广场和商业街一样。

叔父到合肥工作后还给我寄过来汽车、坦克等玩具，我上小学和初中时还给我寄来过钢笔（当时钢笔很稀罕），小说《说唐》、《红岩》、《战斗的青春》等，每次写信回家都要问一下我的学习情况。那时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来去路上耽搁几天（交通不便），见面时间很少，但我一年到头都想念他。

我出生于1947年，农历五月二十日。自小身体孱弱，经常病病歪歪的，大弟国祥1948年10月出生，可能是哺乳期怀孕影响了母乳的质量，我只吸了半年奶，体质很差，母亲婚后几年没有生育，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满腹心事，愁人丁不旺。现在接着一起来又让他们手忙脚乱。断乳后（其实也没有母乳了），我就由祖母抚养，那年月没有奶粉，只是用一个火熥炖上一个瓦罐（茶缸，茶杯也没通用）抓上两把米（有时白米，大部分是小米）熬成粥就是营养品了。体质差就不愿意动。成天呆呆的坐着或躺着，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堆富”，意思是呆坐不动的一只小狗，名字反而没人叫了。我的名字是叔父起的，我是“国”字辈，叫国祯。福禄祯祥的祯，很有文化品味的，可惜没人叫，“堆富”伴随我一生，名字只在读书填表等正式场合使用，好多村民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国祯。而弟弟国祥便不同了，从小就被人叫的很响亮。他身体好，淘气顽皮，经常惹事儿，左邻右舍常来告状，总是国祥怎么了？国祥怎么了？祖父母说我们兄弟一个外面省心，家里操心。一个家里省心，外头多事儿。记得幼时每次大便我都会脱肛。祖母摘个南瓜叶或别的什么叶子托着给我送回去（那时纸张也稀缺），我时常听到祖母和他同辈的大娘奶奶叹息：这孩子是不是能长成人？到了六七岁，村里发了麻疹。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染上了，出麻出痘是大事儿，没出麻痘不能算个人。家家焚香拜佛，大人连歪斜话都不敢讲一句，有几个小伙伴就是在那次出麻中丧生的。自出麻起我就添了另一种讨厌的病——哮喘。当时听大人说是母亲瞎心疼我，给我吃了咸肉，母亲当时否定，可是年深日久，后来她也说记不清了。我搞赤脚医生时接触到一点医学，怀疑当时体弱，受凉感冒，咳嗽没及时治疗，反复发作也有可能引发哮喘。母亲可能是背了锅，但不管怎样，哮喘就成了我不即不离的终身伙伴了。

祖父看我成天不出门和小伙伴玩，在家也没有什么玩具，很无聊，上山干活或外出时会给我带些蚱蜢，金龟子，纺织娘，天牛。用细线系住给我玩儿，稍大一点就把叔父读书时写的大字本给我读。大字本是竹纸订的，本来他是废物利用，用写过大字的竹纸拆下来，捻成火纸煤，抽旱烟用，叔父写字很工整，一页也就有相同的几个字，想不到这就是我的启蒙了，到六岁上一年级，我已经认识一二百字，在同龄人中我成了佼佼者了。

现在的年轻人对六七十年前农村中人怎样生活是不知情的，也许他们以为从解放到现在，生活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们生活在苦难之中，其实并不如此。

我记事的时候是四五岁吧，那时的农村还是很封闭的，衣食住行基本上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多少商品交换。家里的几亩薄地被祖父拾掇的很好，土改按政策，我家是贫农（全村几乎都是贫农，只有三四户中农，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雇农），土地基本没有变动。地里收的小麦，黄豆，玉米，粟米能上年接到下年，还种一些山芋，瓜果蔬菜用于食用和喂猪。祖父特勤劳，在牛栏坑的荒山上栽了许多梨，枣，桃，柿等果树，除自己吃外，还卖点零用钱，再加种植的茶叶，菊花，药材收入，日子过得很舒心。只是白米很少吃到，因为田少。白面也不多，因为小麦加工要挑到山下河边的水碓去磨粉，误工费力。在家只能靠手推磨，牛拉磨，加工麦麸面（带麦皮的像麦片似的粗糙面粉）。但吃饱肚皮是没有问题的，逢年过节，或办什么婚丧喜庆才挑麦子到水碓加工面粉。有点钱平时也舍不得花，要留着办要事，办大事用。在合作化以前，我们村挨饿的人没有，大家都能吃饱，只是粗粮比较多一些。

再说穿的，只有常熟布，后一点才有青土布，黑土布，白土布，较细节的是司林布，年青的追求时髦的人才有。花布开始卖时，我都六、七岁了。记得吴华顺，姚德成俩人从威平买了花背心穿回家来，大家都围着看，说是苏联老大哥织的，那情景跟后来第一家买电视机一样。他们俩一个是木匠，一个是裁缝，手里有几个活钱，一般人买不起或舍不得买。我家自己种大麻，自己用纺车纺细麻线，再请织布匠织麻布。织布时，孩子们围着看热闹，许多人家都要织几匹，用来做衣服。麻布很粗糙，但麻布衫，麻布裤是常穿的，自己的工夫，自己的材料，成本低。一般人家也要种一点棉花，由于地域关系，产量很低，仅可供自己家用的棉絮，棉衣。床上垫的家家都是稻草，能垫棉絮的那就是富裕人家了。穿的鞋子完全靠妇女纳鞋底，做鞋面，做一双鞋要耗费许多时间，所以许多小孩子平时都光着脚板走路，大人穿草鞋干活，走路。我和国祥从小就帮大人理稻草，捶稻草，搓细草绳，大一点也学着打草鞋穿，初学没经验，打的草鞋硬邦邦的，经常把脚背磨出血来，遇到雨天，暖和的日子光着脚，冷的时候，条件好的人家穿钉鞋（木头鞋底，为防滑，钉上一些钉子，用棕绳穿成鞋面），一般人家穿木屐（木头板做底，用锯子把底锯几条凹槽），大部分孩子还光脚。那时塑料，橡胶制品别说看，听都没听说过），脚板出血，脚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

我家没盖新房子前，仅老屋几个房间。里堂屋一个房间，住着父母和我，生了国祥后，我跟祖母在五间（众屋）中的一个房间睡，祖父睡富德堂，因为隔壁便是我家堆放粮食和烧饭的老厨房。他睡那个房间便于照应。叔父结婚是在五间屋里租国政家的一个房间。所有的房间面积都是四、五个平方，三人进房，两人坐上床，狭小的很。窗户都在一平方尺上下，头刚能伸出的样子，人住里头很不舒服，因为面积小，通风、采光都不好。但这还在其次，糟糕的是夏天蚊蝇极多，跳蚤到处都是，还有臭虫最烦人。一躺下它们就从床板缝里，板壁缝里爬出来咬人，吸掉许多血，又痒又起包，还一股臭味。冬天被窝睡热了也要爬出来咬人。再加上穿的衣裤破破烂烂，衣缝里虱子到处都是，痒得难受，抓不光，开水泡过几天又生了，腋下，裤裆里虱子最多，许多小孩头上虱子乱爬，只好剃光头。一年到头觉也睡不安稳，直到六六粉，敌敌畏问世，这些害虫才被消灭，可那时我都二、三十岁了。

当时要出门只有靠两条腿，祖父一生，最远到的是绩溪，旌德，休宁，屯溪，淳安，昌化临近几个县。我十二岁到石潭上高小，住在学校里，一星期回家一次，后来到三阳上中学也是走路，虽然苏村到三阳一天有两次班车，可坐车的三角五分钱也掏不出来。直到上徽专农垦学校还走过路，不像现在的人，五里路都不愿意走，那时大家都走路，区、乡干部到县开会也是背被条走路来去。对路很重视，按时整修，路亭也修缮得很好，供行人避雨，歇息。

解放前，农村是由农民拼股请先生办私塾的，能读书的人很少，女孩子没有上学的。解放后，政府重视教育，县里办起师范培训小学教师，大一点的自然村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教师，虽然小学教师地方化，但也是在整个县范围内安排调动。我们村第一个分配来的就是岔口岭里的一个叫凌若飞的老师， 开设1－4年级，叫初级小学，那时高级小学的个数很少。解放前，旱南只有外坮吴大林办有一个完小，那时小学六年级毕业就像现在的大专毕业一样，算是个文化人了。吴大林是大地主，县参议，具备办学的能力，请的教师都是社会的名流。解放后被镇压了。杞梓里镇只有杞梓里有完小，大跃进前后，外磻，上磻溪，石潭才办完小，而唐里开办完小时已是六几年了。

我五二年上学，虚龄六岁，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学生，我不好动，又认识一、二百字，学习上跟得上，第二年就读二年级，成绩是同年级里最好的一个。但祖父私下跟凌老师讲我年纪太小，身体弱，二年级多读一年，不然到石潭读高小，生活不能自理，路也走不下来，家里不放心，这样我就在二年级“蹲”了一年。四年级时，上级照顾灶辉，让他回村任教，我就在灶辉手里读完初小。初小阶段我觉得学习上很轻松。身体时好时坏，发病了三、五天不上学时常事，麻疹前后一个多月没上学，成绩也没有落下来。当时印象深的事是叔父外出读书，周日回来很热闹。汉字简化觉得好玩，写起来省劲，四年级时加入少先队戴红领巾，扩队仪式是在棋盘石村进行的，那天走了二十里路。到四年级才推行汉语拼音。教师暑假集中培训，开学再教，开头听到大家嘻嘻哈哈地觉得很好玩。

初小升高小是要进行升学考试的，成绩不合格就进不了高小，但成绩差的可以留级。有的学生同一年级读四五年。比我先上学或和我一起上学的孩子，我读完高小他们还蹲在初小的有好几个。我五七年到石潭上五年级，和姚家龙同一年，可他大我三岁，姚观祥，姚金水读六年级，比我大五六岁。我和金水借用他家的一个老亲戚厨房烧饭，晚上合用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自习，虚龄十一岁，生活要自理，从家背些玉米粉，小米（也有少量大米），一个菜筒，竹子上取一两个节做成，里面装上腌菜，腌萝卜之类下饭。自己课余找柴火，抬水，烧火做饭。我先是和金水合烧，自己不会时，老四嫂（东家大娘）会教我，帮帮忙，有时也给我们几叶新鲜青菜什么的，人挺和气。老四（东家）以前是石潭乡伪乡长，成天沉默寡言，堂前的桌子上经常放着几页白纸，一管毛笔搁在砚台上。有时看到纸上方（坦白书）几个字，听石潭同学讲他经常被训斥，批斗，是历史反革命，每次运动的“运动员”。可他农活样样在行，只不过他干活时总是默默地在一边干，不和别人在一起。到六年级时金水毕业上县中，我也换到家龙他们一起的吴志杰家烧饭了。吴志杰也是地主家庭，那时他才读三年级，后来到霞坑中学、新安小学、县教师进修班任教有过多次交往。

在高小读书期间，白天上课，晚上没有学习任务。自己制煤油灯自习仅是个形式，教师基本不过问，因为住校学生少，走读生多。那时的孩子很自觉，基本不用管。在照明上当时是纯天然，只靠月亮、星星。农村中一般用松明（即含松脂的松树根），农忙晚上打麦，玉米脱粒或闲时妇女织线，缝鞋，逢年过节大人聊天，就竖一跟木桩，上面挂一个用铁丝缠成的网，搁几块松明点上，虽然有亮光，但气味重，烟雾多，第二天鼻子都是黑黑的。用灯盏的不多，要耗费桐油，菜油（山村那时不种油菜，只能用豆油）成本很高，舍不得用，要是用煤油点上一支三头灯，那就是村里开会办大事儿了。我上中学时晚自习用汽油灯（实际上也是用煤油），过一会儿就要放下来打气，不然就不亮了。而村子里只有婚、丧、喜庆过大年才用，一般小村没有汽油灯，用时要到大村人家租借。但奇怪的是那时极少有近视眼的，可能是学习上压力不大罢。

在石潭读两年高小，印象较深的也有几件事儿。六年级班主任吴正生，大阜人，他待我很好，有个周末他妈妈来看他，他叫我不要回家，在学校陪他们玩，挺开心。我民办转正后到大阜电影队给我们公社电影换片，到他家去过一次，吃了午饭，那时候他已经是大阜小学校长了。再就是五八年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们只把村子里给的口粮交给石潭村食堂，放学就去吃饭，自己不用烧，很惬意，可惜时间短，没几个星期仍旧自己烧，村里给的口粮也减少了。还有一件是看电影，读了两年高小就遇上一次。石潭整个村都把放电影当成一件大喜事，放电影的机器设备，要十几个人抬，从霞坑到石潭，抬上十里路（不通公路），就在我们学校放，但要收费，一角钱一张票。我没钱买票，进不去，放了一会儿，卖票的，看门的都进去看了，我才进去，人很多，我个子小，从缝隙里挤进去，电影是“秋翁遇仙记”，大致情节，现在还记得，真怪！第一次看电影印象太深了。

读高小时，社会上正值农业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接踵而来，总路线，大跃进，粮食元帅升帐，钢铁元帅升帐，赶英超美，到处都在放“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人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起来，许多我们孩子不可理解的事都出来了，我们村周围的竹林一个多月被砍光，拉到河边放竹排，山场上粗大的树被砍倒，去枝削皮，做成木筒，说是支援矿山开矿用，河边充塞着竹木，下雨涨水放到深度新安江，公路两边也堆着许多竹木，由于运输能力差，烂掉的很多。为了大炼钢铁，村子周围养护起来的硬木几乎砍光，烧成料碳，挑到霞坑管理区，家里的铁器交出来，门窗上的铁栅、铁板、铁环全拆下来交队炼钢，我亲眼见父亲把新买来只炒过一次辣椒的铁锅摔碎交队，因为有任务，完不成要挨斗，还有可能去劳教的。接着又有什么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那真是轰轰烈烈。祖父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被评为出席县的劳动模范，除四害模范，那张奖状我初中毕业时还贴在堂前毛主席像下方。人民确实是充满激情地跟共产党干，满怀信心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几经折腾，美好目标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好多人泄气了。不过谁也不敢讲出来，因为整风反右声势浩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是心里头失望了。

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教育当然也大跃进，县里办起了许多初中、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南乡只有深度一座米丘林中学，新安江修水库，怕被淹没，迁到了北岸，改为北岸中学。五八年又办了苏村中学。我高小毕业后报考了苏村中学，录取后通知到原深渡中学报道，因为苏村没有校舍，借米丘林中学旧的校舍开学。五九年九月一日，父亲帮我挑行李，我自己扛着锄头、沙箕步行去深度，三十五里路走下来，虚岁只有十三的我脚都肿了。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周至少劳动两个半天。虽然进中学就迁了户口，成了居民户，吃上了商品粮，但粮食却很紧张，早上稀饭掺上豆腐渣，也用豆腐渣咸菜下饭，中午、晚上有一顿是吃山芋，我人小，饭尚能吃饱，但个子大的同学就吃不饱了。

十月一日放假，老师和我们十月三日到三阳中学报到，开学上课，苏村中学也改名为“三阳中学”了。本以为苏村离家近，报考苏村中学，这一来比到北岸还远了。第一次到三阳和家龙一起走，路不熟，到三阳要爬黄土岭、忠岭、杉树岭，到校天都快黑了。三年初中全是双脚走，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开学学费，伙食费一次交不出来，学期中间还要回家筹钱。当时伙食费每月七元，连学杂费、住宿费加在一起是五十二元，但一次能交清的人不多，伙食费吃完就被停伙，回家筹钱。

山阳初中第一届招生，六个班，每班六十人。石潭小学的有六七个，所以不愁家。家龙虽是本村人，但年龄比我大几岁，玩不到一起。外坮吴善槐、石潭吴元根、吴善庆等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玩，通过老同学，又联系上新同学，借阅了《岳飞传》《西游记》《水浒》等书，知识面开阔了一些。当时学习上压力不大，课外书大多是上课时偷看的，因为平时借的人要看，我只能抽他们没空隙的时间看。看课外书不仅没有影响学习，相反，阅读能力反而提高了。

初中三年，生活上很艰苦的，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口粮中搭配许多杂粮，以山芋干为多。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学期都要支农，时间是半个月左右，多时三个星期，我和班上同学到过荷花形、岭脚、竹铺、朱登、贺山湾等地，帮生产队采茶、收玉米、挖山芋。在学校里劳动也很多，三阳中学是我们这一届初建，没有校舍，五九年十月一日报到用的是民房、祠堂，教室也是在中村的祠堂里，寝室里边上还堆着菩萨、祖宗神主牌，胆小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到快过年时，我们学生和工人一起在三阳，中村的中间田里开基打坦，挖沟填石头，砖渣砌墙，六〇年，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才放假，初三就开学去帮助搬砖，有几次到离校几里、十几里的地方挑砖，最远一次到白石岩挑瓦，来回五十里，累的坐下都站不起来，其余砍柴，挖野菜等劳动数不胜数，初中三年，学到的知识很可怜。

上初中阶段，穿的也很艰苦，下雪天也只有两条单裤，两件单衣，一件破棉袄。盖的是家里带去的一床用了多年的很硬的旧棉被，被面被里破破烂烂，补了好多块补丁。下雪天捡一点枯枝烂柴，烧点火放到火熥里御寒。由于经常受潮、受寒、闹关节痛、发烧，有时从睡梦中痛醒，不论感冒、风寒或是关节痛，从来不看病吃药，自己痛，自己好。我的风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官川有个叫方本生的同学，比我大几岁，和我同桌，人很忠厚，我时常不上晚自习，到寝室睡觉，没做完的作业就请他帮忙做，后来他也教民办，我们一起开会学习时，还常讲那时的事。

初二第一学期，叔父从合肥出差顺道回家，打电话给我的数学老师方光灶，他们是县中的同学，准我三天假回家，叔父到上石村借了辆自行车，带我去县城，骑到山后村，脚踏坏了，上坡就推着我走，平路下坡勉强骑，下午到城里，玩了几个地方，住了一宿，第二天修好车骑回霞坑。那是我第一次到歙县，当时觉得县城大得很，而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县城比现在的霞坑镇差多了。

六〇年元旦放假，荆村一个老亲戚的孩子跟我一起回家（他外婆跟我祖母是异父母姐妹，他外婆是水塘坞人，从小是我祖母带大的）。名叫周志南，路过牛栏坑，看到祖父在挖野菜，我问祖父，那种野菜根能吃吗？他回答，好吃不好吃都要吃。不吃只有饿肚子。当时农村最低的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四斤多玉米，村里已经饿死几个人了。村民吃玉米芯，玉米包衣，糠皮，野菜，挖蕨根，连根一起铡碎烘干磨粉吃，吃得面黄肌瘦，大便拉不出来。祖父在除四害时积累了一些捉老鼠的经验，自己做捉老鼠的器具，搭老鼠，捉到老鼠，剥了皮，吃老鼠肉。有时一个晚上能抓到几只，全家人都能喝到几口肉汤。周志南到我家就煮了老鼠肉汤给他喝，回到学校还对同学讲大姨夫（祖父）有本事，能捉老鼠。有的同学也尝试着捉，捉到就把肉用树叶包起来，烧烤着吃。看到现在的孩子扔掉能吃的食品，我心里仍然觉得可惜。家里吃剩的饭菜，只要没有走味，我都热着下顿吃，舍不得扔。没有饿过肚子的人很难理解我们那代人对粮食的感情。

六一年政策有了松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出来，农村允许开荒种粮，后来搞三自一包，形式逐渐有了好转。六二年六月底初中毕业考完试回来，就跟父亲一起上山种火子地，给玉米定苗锄草，那时家家户户都饿怕了，毁林开荒种地，有的工作人员放弃了工作，回乡开荒，农活很忙。我因为想节省学费，报考了中专，直到九月底十月初，《徽州专区农业机械化学校》的通知书才到，我已在家干了两个月农活，以为通知书不会来了。

到县农机校读书也是父亲陪我去的，这是第一次坐汽车，觉得很新奇，很享受，我第一次坐高铁都没有那次感觉好。到了县城，父亲用布票买了六尺单面卡，给他那件旧棉袄蒙了个面给我穿。还把他自己穿的那件新短褂给了我。被子还是原来初中盖的那床，被面补了一下。那年月买什么不仅要钱还要有票，吃的要粮票，穿的要布票，香烟，火柴，日用品都凭票证供应，最少时一个人一年才发二尺布票，衣着破烂的人很多。第一次和父亲到县城，零食只买了一根油条。父亲自己没有买，他回家是走路的，到家天早黑了。

上中专跟上普通中学不一样，开学交了十五元钱，后来就不用交钱了。国家每生每月补十五元，还不用交医药费，可以请校医看病，我到校先看课表，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几乎全是劳动。开会时校长跟我们讲，学校主要是培养农业机械、植物保护的专业人才，每学年一个月放假，四个月劳动，七个月学习。吃的是大食堂。八人一桌分菜，饭用大木桶装，玉米是主粮，干饭也是玉米碾成粒，筛去细粉，掺和四分之一左右的大米做成的，敞开吃，不限量，大家一下子都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

《徽州专区农业机械化学校》是五九年开办的，和我一个公社的王永久、汪龙水、方信配是五九年直接由高小招入的。我入校时，他们已读了三年。县里原来的飞机场改为农场，农场中间一块坡地上建了校舍，编制是隶属于徽州专员公署（地区）的职业学校，校长和县长同一行政级别，都是正处级。开设大专和中专，生员来自全省，但歙县人比例多一些。学校有六七台进口的大型拖拉机，配套的收割机，播种机等，养猪、鸭、牛，池塘养鱼，还养几匹高头大马，用于地里的运输。电工，技工，普工也按比例配套编制。学生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我个子小，体力差，只能参加锄草、收割、保卫等劳动，说到“保卫”是对我们身体弱的学生的照顾。那时粮食紧张，县城里的妇女，小孩儿及闲散人员到农场去弄粮食，有人时捡，无人时偷。我们被组织起来，分班按时段巡察，有工人带队。学校设有保卫处，真枪实弹，能吓唬人，那时人很单纯，同学间也相互关怀，劳动时班上的劳动委员都照顾我，让我干轻活，我也自觉，分派的任务都完成得好。

六三年，不知什么原因，原来的课程如机械植保停开了。换成会计、统计核算之类的教材，学校要改名叫《徽州地区农垦学校》。于是我们又练起了算盘，小时候每逢下雨不能出工，父亲就把算盘拿出来教我学算盘，他自己不大会打，当然也不会教，但我必须老老实实坐在桌前，面对算盘，慢慢拨弄。那是觉得学算盘是受刑罚。当学校教算盘时，加减乘除的笔算法则我已掌握，珠算口诀很快就弄懂了由来，只不过是练习指法而已，我已知道这关系到今后的饭碗，自然听课专心，复习认真，练习刻苦，很快就掌握了要领，成绩总在前几名。

学校所在地是血吸虫疫区，每隔一、二个月查一次寄生虫，总有几个同学血吸虫感染。治病不用花钱，到血防站住院一、两个星期就行了。有一次叔叔回家探亲，因为要等第二天去芜湖的汽车，在县城住一晚，他抽空到学校去看我，他见我雨天穿破布鞋。又看了预防血吸虫的宣传广告，回去后，把他穿的那双旧胶鞋寄给我，虽然不合脚，但解决了我下雨上厕所的困难。以前都是请个子大的背我上厕所，或是借用一下别人的胶鞋，不方便。穿的衣服，因为只有两三件，有时换洗也要借别人的衣服穿。我直到二十岁左右，还没穿过汗衫、短裤，时髦的衣服根本穿不起，有时连遮体都难办到，穿的裤子是大裤腰直筒的，系裤的带子是用没有穿烂的袜子上半截剪成的。

六四年下半年，我经常发病，到医务室看，那校医每次都是给我配止咳定喘的药片，吃时好一点，不吃仍旧一样。有一次学校副校长赵洛生正好也在医务室里，他原来是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是个右派，下放到校改造的。第一次认识他是在大操场上教唱《国际歌》，平时他带顶鸭舌帽，穿工作服，赤着脚，牵头牛，扛张犁到地块里耕拖拉机耕不到的死角。少言寡语，开会总是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从不上主席台。那晚他见我状态不好，向校医要过听诊器，检查了一下，对校医说：“这孩子主要不是气管炎，是风湿性心脏病，你给开个介绍，明天去县医院看一下。”第二天我到县医院，一个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又请旁边的两医生也听了听，对我说：“你是心脏病，不能读书了，休学回家休息吧！”我问要休息多长时间？他说：“休息一辈子算了。”我犹如听到晴天霹雳，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校的。

回到学校把医院证明给班主任张国元，她丈夫是教务主任，平时对我挺关照的，背地老对人说我学习努力，可惜身体不好。他安慰我几句，说回家好好休息治疗，好一点再回校上课。学校还照顾我几块钱，我坐车到霞坑，再慢慢走回家。

家里当时条件很差，祖父母已六十来岁，父亲身体不大好，兄弟姐妹六人，国祥去学铁匠了，国发才七岁，爱菊只有两岁，爱香、金爱还小，上不起学也干不了活，虽然包产到户，肚子能填饱，但手里没有钱。坡山有个医生，和我家是亲眷，一次出诊路过，看了一下直摇头，给开了个方，买了几剂中药，吃了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因为年轻，休息一个多月后，体能恢复了一些，仍旧回校坚持学习。

读中专那个阶段，头一年学了一点高中的知识，但少的可怜，专业学了又用不上，早扔光了。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看，明白一点事理，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抓阶级斗争的，有些书不外借，看的都是《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类小说。六四年下半年，中央对三自一包，四清运动又有了异议，刘少奇路线逐渐走下风了，农垦学校是秉承刘少奇路线办的学校，学校内流言四起，一场大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政治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快得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六五年一月份就要我们提前毕业了。三年中专只读了两年半，而真正学习的时间仅一年左右。大部分同学都卷铺盖回家了，户口也一起转到农村，只给了一个证明，让各个公社安排适当的工作。我们这个国家是官本位的人治社会，到处要找关系，托人情，有活动能力的同学给安排到公社工作了，还有的人会给相关单位送礼，那时是二十响（香烟），手榴弹（瓶装酒），机关枪（火腿），还有活鸡、活鸭，送钱的不多，当然送礼也得有关系，没关系，人家也不敢收，路子通的人分到了县属企业、信用社、银行去了。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回家修地球。当时农村还在搞四清运动，每个村都有几个工作组，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斗争有贪腐行为的生产队，大队干部。

六五年上半年身体时好时坏，到四五月份。竟然全身黄疸，咳嗽痰中带血。祖父焦急了，和叔父联系，让我去合肥看病，因为要省钱，让我一个人去合肥。从霞坑搭车到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长途车，下午三点左右到合肥，因为当时通讯落后，没法联系叔父接站，从长途站出来，一边找一边问，五点钟左右才找到合肥钢厂。门卫和叔父很熟，打电话告诉叔父，叔父来带我去洗澡，吃饭，晚上和叔父一床睡。

前两年因为婶母不生育，祖父母叫婶母从我们家兄妹中过继一个，但婶母不同意，她要从她姐姐家领养，祖父母也不同意，叔父夹在中间很为难，但婶母脾气很大，跟叔父闹离婚，拖了一段时间，还是婶母赶到合肥去离了婚，叔父本是两地分居，这时成了单身汉了。我那时对家庭事务并不了解，不明白叔父当时的心情，但叔父对我仍是玩玩闹闹，跟我小时一样。

休息了一天，叔父请一个省立医院有熟人的同事陪我去检查，去了好几次，吃了些西药，有所好转，后来叔父陪我去找西医主任看，主任说孩子太年轻了，但省院没有条件治疗，最好的方法是手术，只有北京和上海能做，叔父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十七点五元，没权，没钱只能叹气而已。我在合肥期间，在合肥师范学院读书的姚观林常来叔父这儿玩，他自告奋勇带我去找老乡的王任之（歙县人，时任省卫生厅厅长），方建光（岩寺人，时任省中医院中医主任），他们都看了，开了药方，但都讲中医解决不了，只能做保守治疗。

在合肥呆了两个多月，身体好了一些，就回家来了。起先那段时间还行， 后来不吃药了，又反复发作，一发病，晚上无法平卧，一行动就喘的厉害，邻居眼中我是个废人，家人对我也不抱什么希望，我自己也就混吃等死了。农忙时，帮着煮点饭，只能干点手头活。一发病就呆坐着不能动。有时感觉略好点就到学校里去看看报纸。拖了一段时间，病情更加严重。六七年二、三月份看到报纸上登上海长海医院（部队医院）进行了几例心脏手术都成功了，心中又燃气了希望。写信请上海的熟人了解情况。姚茂生当时是江苏省轻工业局派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打听到上海有几个医院都能做我这类风心病的手术，其中以胸科医院（原宏仁医院，英国人办的）最好。祖父、父亲找亲朋好友借款，把家里头年买的爆米机也卖掉，筹了二百五十元钱。父亲见我身体健康情况很不好，不放心，陪我一起去上海，中途在杭州住一晚，等第二天的火车。到上海住在姚观来家，还找了大备坑的方光珠，他是祖父的曾外甥，在上海工作，文革一起，当了单位造反派小头头，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我去医院看了门诊，父亲就回家了，因为俩人吃用开销很大，几次门诊检查后，医院确定要我做手术。但病床紧张，等多少时间不一定，我很焦虑。方光珠跑前前跑后，软磨硬泡，疏通关系，结果等了一个星期便让我住了院。

我是六七年五月份做心脏两尖瓣分离手术的。那时文革虽已开始，但社会秩序不乱，医务人员医德很好。我住进医院，身上的衣服里外全换成医院统一的病号服，每周换洗两次。吃饭送到床位，饭菜头一天送单到病房预定。病人有活动场所，可以看书，打牌，下棋，每周分科室上两次课，联系各病人的具体情况讲如何治疗，注意事项，做病人的思想工作。医院礼堂每周一次文娱活动，演唱语录歌，红歌，表演节目。术前我住院十五天，身体强健了一些。手术那天，早上八点进手术室，全身麻醉，下午三点多才醒过来。心脏手术要打开胸腔，刀口长一尺二寸，术后还有管子留在体内排血水。醒来时听到滴答滴答的滴水声以为下雨了，其实那是三个病人在滴血水。那时浑身疼得厉害，体温又高，头枕着冰袋降温，身子动也不能动。家属只有上午9－10点，下午3－4点可以探视，全天都是护士护理，包括喂饭，接大小便。三天以后，痛苦才减轻一点，一个星期还坐不起来。富坑在上海的几个老乡都去看过我，姚高松去那天，街上游行，交通管制，他是走路去的，有十几里路。吴莉莲去了几次，她婆婆还烧了个蹄膀给我补身子。观洪、观来、光珠都去看过我，对他们我其实感激不尽。手术后十二天出院，仍住观来家，过了几天，才由观来陪我到杭州，坐长途车到苏村。父亲和民辉扛了竹床到苏村等候，下车给我抬回家来，一家人都很高兴。听人说祖母听到要给我抬回家，急得哭了，赶紧拿着信给金松看，问怎么还要抬回来，是不是治不好了？金松看了信告诉她病治好了，但身体虚，走不动，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她才破涕为笑。

一九八一年，我民师转正，专程去了趟上海，看望当时帮助照顾过我的人，当时条件差，没有什么物质可以馈送他们的，只是一点土特产。后来吴莉莲遭车祸，我听说汇去二十元，她后来回坝坑老家，还送我两个喜轴。这些人我都记在心里，世上总是好人多。

我从上海做手术回来，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来看我，当时这样大的手术很少见。我虚弱得很，躺下起身手要抓住床另一头系的绳子才能起来。记得茂生让我带回几双塑料凉鞋，几枚毛主席像章（很小，跟纽扣差不多大）是爱春来拿的，这在当时是很惹人羡慕的两样物件。

在家养了个把月，因为家里条件有限，祖父母和叔父联系，让我去合肥休养。我仍是一个人去的，买的是联江票，先坐长途到芜湖，再搭轮渡过江，乘火车到合肥。那时叔父和婶母周淑轩结婚才几个月，婶母是纱厂工人，小组长，也是党员，工资比叔父略高些，因为干部工资相对比工人低，工人劳动强度大些，口粮标准也是工人比干部多，相对合理。

我去合肥是六七年八月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造反派闹腾的很厉害。六六年五一六后，农垦学校的造反派通知我们杀回学校闹革命，我只去呆了几天，看到学校里，县里乱的很。校长，教师，县长，县委书记等当权派都被揪斗，带纸糊的高帽游街。按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模式。大串联也开始，可我身体不争气，不然可以和许多同学一起，免费大旅游了。我到合肥时，合肥的屁派和极派闹得不可开交。对于八二七夺权行动，一部分人喊：“好的很！好极了！”这是“极”派观点，一部分人喊：“好个屁！”这是屁派观点，到下面的地市、县没有不分成两派的。钢厂里两派的代表是“猛虎队”和“小老虎队”。两队经常争辩，打斗，后来发展到动用武器，武斗。中央派六四〇八部队军长李德生，政委宋佩章来安徽支左，合钢有两万多工人，是省重点单位，他们经常来钢厂，我也听过他们几次讲话。当时省委书记李葆华，省长黄岩等人常被大卡车拉到钢厂批斗，我见过很多省委干部。钢厂的造反派下手狠，挂的牌子都是用钢板和钢筋焊起来的，那些两派都打的当权派一般没人狠斗，支持一边，反对一边的当权派，保皇派，还有所谓的“叛徒”，“特务”都被斗的最厉害，真使人惊心动魄，使我见识到了人性最凶狠，最残忍的一面。武斗也常死人，据六四〇八部队的一个师李政委讲，造反派手中的武器弹药，打两个淮海战役都用不完。叔父嘱咐我要小心，人多拥挤的地方不要去，也不要到厂外去。

姚观林，姚金水俩人当时也停课了，到处造反，他们无所事事，两人分两派，鸭争鹅斗，讲不到一起。我跟他们去过合师院。唐里村的汪梦吉是同班同学，住一个宿舍，他们那一届名义上是大学毕业，其实只在大学读了一年书，其余三年都是造反了。

六四、六五年四清运动时，村里有人抹黑我家，说祖父曾参加“大刀会”，当过小坛主。为政治上澄清关系，我查阅了《毛选》上有关注释，还把大刀会兴起，失败的过程调查了一下，找了相关的人，写了个报告，到省革委会信访办咨询，答复是歙县南乡的大刀会是群众自发的抗丁抗粮组织，没有被反动政府和地主利用。如果没有现行，既往不咎，如有现行，老账新账一起算。打听清楚，我才放心。不然那个年代，祖父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们上学，参军，招工的。

由于叔父组建了新家庭，婶母又怀了孕，叔父家务活多了一些。休养了两个月，身体好了许多。叔父家有胡琴、笛子等乐器，闲着没事，我也学着弄弄，乐谱知识也自学了一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却不知为后来当民师打下了一点基础。快到年底时，武斗少了一些，我也想回家了，叔父送我上车站，买票回家。

六七年底，我们村里文化大革命更热闹了，当时有四个造反队，以淦祥和有水两人为司令的两队最大，其余的是凑热闹。旗号是捍卫毛泽东思想，骨子里是以宗派为主的小团体。两派争权夺利。姚丙根在四清运动中因为过去苦大仇深，被抓壮丁逃回来，其父又因贩毒被反动政府镇压，弟弟是抗美援朝烈士，而忆苦思甜表现突出，当了贫协主席，发展成党员，新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姚茂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在部队中入党当了大队长。生产上，村里分为四个生产队，按“六十条”的规定，各队组织生产，自负盈亏，不需要大队操心。我那时没有入哪个派，但思想上和二房的人站一边，因为识几个字，帮着大队搞夜校扫盲，出黑板报，写标语，有时开会帮助念文件（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但很少抛头露面，有些做法我看不惯。例如对历史反革命（当过伪职）姚金松要天天扛个毛主席像到造反派头头门口低头认罪，我觉得这是形式，没必要；对干部说一套做一套我也看不上眼，还有步步紧跟，反复宣传的那些做法使人厌烦。但我明白政治形势，有的事帮点忙，有的事不参与。姚柏松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我们很易沟通，是逍遥派的思想，后来他招工去了铜陵。我体质太差，招工轮不到我，大队里讲即使把你推荐上去，体检关也过不了。我也不指望了。四清工作队下乡时，地区专员公署万立誉住在唐里汪万飞家，我把上中专没分配的情况和他谈，他答复是，你们那届学生公社有条件由公社安排到社办企事业单位，没有条件的安心当农民。我当时帮大队做点事是尽义务，没有报酬。反正我也干不了什么，权当消遣打发时间了。

六八年生产队干部改选，我选为生产队会计，生产队现金账目不多，琐碎的是统计粮食，物质（山芋，稻草，麦秸，玉米杆之类），按人口，劳力比例分配，午季预分，年终分配等杂七杂八的事。一年补贴三百七十个工分，折现金二十元左右。但掌握生产队公章，算是基层干部。记工员也由我兼任，一年百把个工分。平时和妇女一起下地干农活，每天拿七、八个分。自己勉强能养活自己。我体力差，农业上干得少，有些农活不会干。不过我态度好，听话，再说女人同情心比男人要多一点，我边学边干，日子一天天混过去。爱春和我一个队经常一起做事，她心善，知道别人的艰苦，对我很同情。她自己身体结实，从小做惯了农活，手脚麻利，有机会就帮助我，使我对她有了好感。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已经被神化。“三忠于”、“四无限”的形式遍及每家每户，家家有“忠字台”，敬奉毛主席全身或半身石膏像，没有条件的也得贴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还要摆上“毛选”，“毛主席语录”，向阳的葵花，毛主席像章。上面布置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还要跳“忠字舞”。祖父说如果焚香点烛，就跟当年他们闹“同善社”、“大刀会”一样了。我们劝他别随便讲，他一笑：“我出去也不讲。”当年闹大刀会，发起时是焚香念经的“同善社”，离文革也不过三十年左右，祖父当时是积极拥护和参加的，因为主旨是抗丁抗粮，造旧政权的反。许多人迷信得很，以为真的是“刀枪不入”。不仅反过乡保甲，还打下了北岸区公所，缴了几只枪。后来在齐武岭被国民党一二九师镇压，当场死近百人，伤人无数。祖父和村里的几十个人都去了，周围每个村子都去了几十人，汇集在一起有一千多人的队伍。那次我村死了四人，我二舅吴天水才十六七岁，也是那次死掉的。姚茂生当年十六七岁，看到队伍前面的人倒下一大片，知道“刀枪不入”是骗人的，赶紧逃才侥幸保命。每当他们讲那些事，我就嘲笑他们糊涂。可现在回想文革中的造神运动，我觉得年轻一代比他们更糊涂。一个“造反有理”，一个“阶级斗争”闹得全国没有安宁地方，不仅政见不同的人利益纠葛的人斗得凶，斗得狠，就连至亲至近的人也互不相让，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到处都有。毛泽东或是“四人帮”或是“林彪反党集团”并没有布置下达任务斗到什么程度，而是社会上的人各自揭短，互相攻击，借题发挥，想趁着政治运动和机会罗织罪名，打倒各自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有时说错一句话，甚至写错一个字，一不留神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生产队队长姚春海为了说明他有胆量有勇气，说“我谁都敢提（意见），刘部长敢提，（刘部长是四清工作队队长），毛主席我都敢提！”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批斗几年。姚高兴写标语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万写成“无”，也成了反革命；石坮吴飞来在六月起早拔黄豆时，催大家抓紧拔，说：快点拔，等一下鬼（太阳）要出来了，晒死你！被当成污蔑红太阳毛主席是鬼，打成现行反革命。北山岭农民去买米，“请”了个毛主席石膏像，因为用袋子挑米，手不好拿，用绳子系住挂在扁担上挑回来，被说成是把毛主席吊起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上面没有逼着要这样狠斗，而是人性中最丑陋，最阴暗，最残忍的一面在合适的背景下被释放出来了，是文革给造成了这样的社会环境。“乞丐容不得叫花子”。一切传统的习俗，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全被扫地以尽。我和许多逍遥派一样，心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但我不愿斗得那么凶，也不想赶那个潮流。当时能看的书只有毛选，鲁迅的书，报纸上翻来覆去也就那些事，没什么看头，只是老老实实做几个工分混饭吃。

六八年国祥入伍，我家成了军属，政治待遇提升了。我在村里呆了两年，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和环境，跟以前单纯的学校生活大不一样。村民也逐渐接受了我。经过两年锻炼，身体比以前强健一些，一般的农活也有了基础。我们三队德金、祖武都是高中毕业，因为大学停招，而只能呆在家里，初中毕业的也有几个，大家一起也不寂寞。毛泽东主张人多力量大，并不控制人口增长，群众也认可多子多福。女孩子十五六岁订婚，十七八岁结婚的很多，不然出了二十岁，会被认为是“秧不卖卖稻草”。有条件的男孩一般二十左右结婚。婚姻法也规定结婚的起始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岁，早婚早育很普遍。在这个大形势下，多胎生育很正常，一般有三四个孩子，多的八九上十个。医疗卫生条件较前好转，预防疫苗开始普及，小孩的成活率高。村里孩子多，师范学校又不招生，师资缺乏。文革中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管理，大部分教师都回大队任教，山区缺教师更严重。为了不耽误孩子，许多社队自己聘请回乡知青充实教师队伍。富坑一个教师教不了，七〇年初，春季招生（当时文革教学秩序混乱，农历年终毕结业，春季始业。） 大队决定在村里聘一个人任民师，但队委会舍不得出工分，待遇低，问了几个人都不想干，他们找到我，跟我说：“三百长工，二百学，民师一年上课只有二百天，天晴不晒，下雨不淋，是轻工，而且不需要工具折旧，成本低，每天给记七个工分，一学年一千四百分，你干不干？”当时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五六角钱，一年的工资只有七八十元。我跟别人比体力没有优势，工资低，但工种相对稳定，而且学的一点东西也不至于荒废掉，所以我答应了。那时别的社队一般三千六百分一年，有的按现金每月十八元聘请，相比而言，我是待遇最低的。自从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各社队又要选拔赤脚医生，由区卫生院培训，解决基层的医疗困难。每个大队都有一、二个赤脚医生，每年补贴工分三千六百分。我们村的干部精打细算，说村里只有四百来人，而且我天天在学校，容易找到，很方便，由我兼任，补贴三百六十分。我也接受了。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知道生病的痛苦，再则我常去医院看病，跟医生也熟悉。培训二十多天就给人打打针，看个感冒拉稀之类的小毛病。农业上正学大寨，打石头，砌梯地，碰破肉，擦破皮的事儿多，给涂点药，用纱布包扎一下也能应付。后来又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又让我当大队出纳，一年补三百六十分。畜牧兽医站搞生猪存栏数统计，搞猪病防疫，队委会说我反正在家，一当二便，让我兼任，只是误工记工。这样一来， 我身兼多职，一天忙到晚，晚饭都没法按时吃。全部合到一起也就二千多个工分，再加寒暑假，星期天（周六上课）有时间就参加农业劳动。一年到头挣三千个分。虽然很忙，很辛苦（时间长），但我还是觉得有成就感，毕竟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六九年下半年，父亲旧病复发，乡卫生院，县医院，弋矶山医疗队都无法医治，因为脾肿大引起肝硬化腹水了。幸好国祥通过部队的关系，让父亲在蚌埠军队医院作了脾切除手术，缓解了病情，但只能干轻活，不能出力气了。由于医疗费用，家庭经济也陷入了困境。那年月靠工分吃饭，祖父母俱已年迈，虽然祖父仍在干着重活，累活，但体力已不如以前了；国祥当兵，每年补三百个工分，父亲只能干点轻活，母亲在地里一年到头挣不到二千分，两个大妹妹自己顾不了自己，国发上初中，爱菊才上小学。经济拮据可想而知。而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庭情况，我本身的情况都不好，找个人谈何容易。和我年龄上下的人都有了孩子，祖父母、父母都为我操心。外村亲友介绍的，瞒得了一时，瞒不了长久，本村的人对我知根知底，看不上我的家庭，也看不上我这个病弱的人。这时爱春不嫌弃我，因为她自幼被人抱养，受苦甚多，同情苦人，愿意和我一起吃苦，撑起这个家。可是家中上人不同意，嫌人家有缺陷。而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比人家大得多，怎么能嫌弃别人，再说其他方面她样样优秀，岂可因寸朽而弃连抱之材？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了老人，组建了家庭。由于爱春能吃苦，每年挣三千六百多分，抵得一个男的正劳力，家庭逐渐好转。七一年有了立军，七三年又有了立敏。国祥也退伍回家结了婚，生了丽颖，家里热闹了，但住的问题紧跟着来了。我们四个人一个六、七平米的房间，全家十来个人一个厨房烧饭，挤不开。当时批地基很难，只好把老屋外两个猪栏拆掉，砌条大磅，磅内留三个洞养猪，上面盖上砖桶做厨房。

七十年代盖房子仍是老一辈的那一套，当时的建筑材料是石头、砖头、木头，水泥钢材稀缺，农民也用不起。我们先是打石头，抬石头，再抽沟（地脚），砌石磅，一平方丈的石磅起码得百抬百挑（抬一百块大石头，挑二百块小点的石头），打石头也不容易，集体山场不让人打，我把屋后茶棵地和姚长贵换牛栏坑的茶棵地，在自己地里采石。打了石头砌好磅，还要挖红泥土，打砖、烧砖，每道工序都困难重重。打砖的土得和人商量，烧砖的柴得准备很长时间，那时山上空荡荡的，别说兔子，就是松鼠爬过都看得见，麦秸，油菜杆都用来烧火做饭。黄豆的萁杆烧火很旺，可一家分不到两捆，要向许多人家借或换，交通落后，砖瓦木石全靠人力挑抬，真个是烧窑做屋，剥皮换骨，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其中的艰难辛酸难以体会。前后忙上二、三年才盖成两间三十平方左右的砖桶（平方）。这期间，金爱、爱香出嫁，国祥已娶了文华，生了丽颖，国发也读完了高中。家中祖孙、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关系复杂起来了。因为各人考虑问题有各自的重心，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再箍在一起，矛盾会越来越多。我婚后四年才分家另起炉灶。由于住房拥挤，议定由国祥出来批地基做屋，老房子搭配分开，我补助国祥现金三百元；国发未成家，我补助一百元，那时一个正劳力一年三千个分，只不过一百多元，还包括自己的吃用花销，压力很大。分家前后许多事情利益纠葛，牵扯不清，兄弟之间，妯娌之间闹矛盾，闹得伤感情，很不痛快。我作为长子，要顾大局，诸事忍让，爱春心里不服，但识大体。为了不做戏给别人看，吃了亏也忍气吞声。为了这个家，她确实受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底，祖母以七十五岁高龄病逝（当时能活过七十岁的人很少）。我很难过，她的养育之恩我未能报答一分。值得安慰的是当时立军已能咿呀学语，她的付出在她已认为得到了回报。那些年我兼职多，起早摸黑，都忙于为别人服务了，自己家里反而顾不上，许多时候，到家只能吃冷饭剩菜。村里的社员对我是肯定的，七一年起，县里连续四年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有三年是我参加的，中间有一年因为公社下来的名额指定是女性，所以选了吴菊花（爱春养母）参加。教民办我连带四、五复式班多年，大学重新招生后，初中招生也是择优录取，我所带的班在公社一直名列前茅。坝坑、半山、士峰，甚至唐里都有学生到我班就读。

九一三事件以后，斗私批修暂告一段落，批林批孔又闹腾起来，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起劲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彭德怀、刘少奇被打倒后，借批林批孔又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政局混乱。邓小平刚解放出来，当了一阵子副总理又被打下去了。七六年中央朱、毛、周三棵大树一齐倒，华国锋接任，没多久，“四人帮”倒台，社会才逐渐走向稳定。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农村分地到户，农民生活才逐渐得到改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员手中有了余钱剩米，盖房子又热闹起来。一九八一年九月，我批到了人家外学校后一块地基，动手盖柴房和猪栏，前后辛苦了三年，才垒起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自己的房产。但住老屋觉得太窄陋了，想盖一间住房，可是批地基不仅困难，而且也没有合适的地点。集体解散后，原来的队屋，茶厂，猪场，牛栏等集体房产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宝贝了。村口大路边原三队的队屋离老屋近，又方便，但想买的人很多。我思量若投标我没有别人那样的经济实力，就一户户地跟人家商量，90％以上的村民都同意卖给我。我又写报告给县信访办，借民师缺房根据政策请求照顾，信访办批转公社，公社也同意了。但在大队通过时有人作梗，遇到阻力，使我比原估价1450元多付出514元，因怕翻复，又缴纳税款118元多，共付出2100元才买到手。在当时（1985年6月底）社会上手艺人的工资每天仅1元2角，一般工作人员月工资也只有三十多元，对我来说2100多元是个天文数字，除自己的一点积蓄外，还借了不少钱，但终于买到手了。

原来三队的队屋多年不使用，又没有维修，早已残破不堪，拆下来也没有什么材料，只当是买了一块地皮，但后磅要重砌，地基要重打，等于从头做起。我和爱春像燕子垒窝一样，筹措材料，东挪西借，从小源和茂生、国政三家合买了一个旧屋架，到范川、方田买木料，这时不由得想起创业的祖父来了，如果祖父能给出出主意，指点一下那该多好。可深为遗憾的是祖父在八〇年六月过世了。祖父对打砖、砌磅、盖房修屋特别擅长。学大寨期间，七十多岁的他竟然是全大队最出众的学大寨模范，多次受表彰。喝水湾那片梯地，凡是难啃的骨头他都在场。现在通唐里的水泥路，喝水玩那段石磅就是他砌的。只因他劳累过度，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又差，八〇年二三月间得病，久治无效，于六月份病逝。父亲年老多病，帮不上忙。我们全家一起挑沙、敲石子、挑水泥、打水泥砖，孩子们也跟着受罪，八九岁就到塘坑坞河滩去挑沙，暑假里每天挑两担，挑沙回来还要捡石子，敲石头，背柴火。立军、立敏都吃了不少苦。大人山上地里的农活干不完，天天披星戴月，农忙时小孩也得帮忙，翔宇六、七岁就会钻到油菜地里给菊花施肥，十来岁就帮着采茶、采桑叶、打农药，上学反而被当作休息享受。他们身在困苦之中，想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的窘境，读书很能刻苦，不要大人督促，当时的条件艰苦不允许他们拖拉磨蹭，做事很麻利爽快。大人口袋里没钱，小孩子更不会轻易花钱了，立军到霞坑读中学，在食堂买饭票吃饭，菜跟我一样从家里带菜筒带腌菜，一个星期只给一、二角钱买点食堂里的菜。立敏、翔宇到唐里上学，全是走读，一分钱都见不到。回想起来，我那时教育孩子靠的是社会的大环境，家庭的困窘状态的逼迫，我们大人的精力全用在生产、生活上，哪里像现时家长处心积虑的培育后一代。

七八年以后，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召开，四化号角吹响，知识分子开始吃香，学校对教育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我做事责任心比较强，刚开始教民办时，我完全不懂业务，可我怕耽误了学生，尤其是本村任教，我更不敢懈怠，自己找相关的书来看，向前辈学习，自己边教边摸索积累。这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湖南芷江师范周子厚老师发表的有关小学教师怎样备课的几篇文章，我马上写信和他联系。周老师真是个好老师。给我寄来了汉语词典和几本参考书，接连寄了多年，我也一年给他寄斤茶叶表示感谢。直到他病故，他的家人叫我以后不必再联系为止，才停止通信。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教学业务水平有了提高，一九八〇年，县里民师选招转正，全县一千六百多人参考，预选一百二十人，我考了第二名；正选取四十名转正，我考第三名，是我们唐里公社第一个转正的民办教师。以前的辛苦有了收获，我为自己的病弱之躯得到公费医疗的待遇，为自己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不再拖累家庭而深感庆幸。转正以后我辞去了赤脚医生的职务，交给了姚培金接任，一过手，他就由我的每年三百六十分升为三千六百分了；大队出纳的职务交给了姚国政，一转手就有我的三百六十分变成了七百二十分，翻了一番。论人行事儿的人情社会，官本位的人治社会在一个小山村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无力去改变它。我做赤脚医生时，公社卫生院的曹永嘉医师（医德医术都在南乡闻名，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因历史问题下放到唐里）见我责任心强，有点文化底子，叫我跟他学医，谋求出路。说民师工资太低，又看不到前途。我也想学医，但经历了我们村的两场医疗事故，亲眼目见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因责任性不强，医术水平低造成的悲剧，怕伤生害命，不敢贸然答应学医终生，认为还是教民办好，医生会医死人，教书教的不好，不至于产生悲剧的后果吧。

八五年买下旧队屋后，八六年下半年我又批到了原队屋前面的坡地做厨房，因为一起施工，节约成本，方便实用。经过五年多的辛苦操劳，磨掉几层脚皮手皮，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农历的十月初一盖起了住房，配套的厨房也完工了。我和爱春及全家人共同努力，把住房、厨房、柴房、猪栏都建成了。里面的装修到了九四年，完工后又在厨房右侧盖了个砖桶做蚕室，后来又利用剩余的材料修建了卫生间，卫生间上面做了蓄水池，全村第一家用起了太阳能热水器，直到两千年以后，基建工作从没有中断过，年年都在用工、用料、用钱。基建工作的艰难，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为地基，为建设，闹纠纷，闹矛盾的事常常遇到，其中的心酸只有自己知晓。最闹心的是遇上蛮不讲理的人，不仅明面上侵占损害，暗地还要使坏，若是事事计较，处处较真，纠纷永远不断，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只能放开度量，睁只眼，闭只眼，糊糊涂涂地过，尽力避免冲突，做好自己的事情。

自从分地到户以后，生产、生活转上了快节奏，为相对平衡，地片是划成小块分的，这儿五分，那儿三分，这里粮食基地，那里菊花地，还有茶棵地，猪粮地，桑树地，大大小小十几块，都得进行耕耘、施肥、收割、下种，每天天一亮忙到黑，当时化肥极少，要分配，杀草剂尚未推广使用，全部用手工。我是非农业人口没有地，四个人口的地都是靠爱春一人，农忙碰上节假日，我和孩子帮助一下，其余时间，我只能帮着烧饭、喂猪、带孩子，在本村教书占到了一点照顾家庭的便宜。可我也从未耽误过教学工作。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我是全县十七个记大功教师中的一个。八六年又被地区评为先进教师，还登上了《黄山日报》。但那时工资低，每月三四十元，抵不上农民，立军在霞坑上初中，他说一个中专毕业生一年的工资只有四、五百元，养一张蚕种可以卖八、九百元，读书有什么读头？脑体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家里日常开支，学习费用，基本建设，大都靠爱春从地里刨出来。一九八八年，立军入伍，一九九〇年，立敏考上师范，当时考个中专比现在考个一本还难，先取中专生，再取重点高中，要三、四十个学生考一个。一九九一年立军考上了军校；九三年立敏师范毕业；九八年翔宇考上大学。收获的季节到了，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对我们另眼相看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心胸也历练出来了，我们仍旧像以前一样，以平常心，过平常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因推行多年的计生工作大见成效，学龄儿童锐减，富坑村的四五年级并入唐里，只需留一个教师。吴淑萍因淦祥瘫痪，中心小学给予照顾，留在富坑，我被调到塘坑坞小学，生活条件比家里差多了，但村里的群众对教师挺客气的，我带着翼娟周一去，周五回来，呆了两年，又调到了七川小学，七川小学比塘坑坞条件要好一些，村民对教师也很尊重，两年后，小学教学点大量的撤并，七川小学并入唐里。从2000年起我就到唐里任教。撤并以后，五六年级集中到唐里，学生寄宿在校，学生人数很多，五、六年级都有三个班，学校领导对我还算关心，没让我当班主任，带数学和一门副课，但每周正课有十八节，还有其他副课和配合中心工作做的杂事儿，也很忙碌。每班学生都在六十左右，作业批改，自学培训，学生管理都很繁琐。教职工人数较多，教师之间的关系，校领导和教职工的关系都很复杂。我仍像一人一校一样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在教师和社会上相处的都不错，不讨人嫌。这期间，天天、维维相继出生，我也帮忙照应一些，直到二〇〇六年暑假退休才离开岗位。二〇〇六年八月底我去石狮带维维。

立军、翔宇在自己工作安定后，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买房买车。他们赤手空拳地离家，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婚姻、购房全是自立自理，我和爱春没有帮什么忙，这实在是他们争气，是我们的福气，我和爱春心中引以为傲。立敏由于性格过于老实、善良，婚姻遭受挫折，零七年又受坏人蒙骗，掉下了陷阱，挣扎了好几年才爬出坑。这期间，全家人都为她费心费力，现在自己购买装修了房子，婚姻上也有了较为满意的归属。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一晃就到了古稀之年。回顾往事，酸甜苦辣俱已尝遍。感天地盖载，感父祖养育，感谢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扶持，虽然步履趔趄，但总归走了一大段路程，沿途观看、欣赏了许多风景，这就是人生。我特别感觉对不住的人是爱春，为了我这个家，她耗尽了一生，落下了满身病痛。当然为这个家的付出，她心甘情愿。由于她的努力，使我们这个家逐渐兴旺。爱春为人忠厚、善良、勤奋、节俭，心灵手巧，在妇女中是不多的。但因她善恶过于分明，心地光明磊落，从不口是心非，也得罪过一些人，这是她的不足，也正是她的长处，因为我也讨厌遮遮掩掩，喜欢阳光，害怕阴暗。

人到年老，该考虑后事，我不迷信，喜欢简单，不愿意给别人增添麻烦。设使大限到，应尽便须尽，不必多行救治，增加痛苦，浪费资源。自己家中的事儿尽量自己办，不必烦劳他人，火化之后，入土为安。连碑也不要留，来也清楚，去也明白，这些已经和爱春讲妥，她赞同我的意愿。

思来想去，放不下心的是维维、天天、阳阳的教育和培养，社会变化节奏太快，善恶、是非、好坏、成败，得失等衡量的标准和传统变异太快，像我这种迟钝的人，许多事儿都摸不着门径，找不着北了。他们这代人生活安稳，吃穿住不愁，可是学习上压力太大，被潮流裹挟着，不走也不行，到处红尘滚滚，名利场中诱惑太多。政府的意识形态产品缺乏，而且缺少连贯性，过一段时间，换一种提法，主旋律与传统不一致，与底层人想法不合拍。社会上诚信缺失，公信力降低，道德滑坡，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改善。教育孩子的重点已转移到家庭，社会和学校都把教育商业化了，不知立军、立敏、翔宇是否能承担得起教育培养孩子的重任。单靠家庭教育，效果终是有限的，残缺的。期望党政领导，社会精英倾听底层群众的声音，参考、借鉴古人和外国人较为成功的经验，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体制，为少年儿童解除桎梏，使他们健康成长。

信马由缰，陆陆续续写下了几页家常闲话，只是想让天天、维维、阳阳他们了解一点老家的人和事，让他们看到前辈人在历史中留下的一抹淡淡的痕迹。故乡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空虚的，而社会正在迅速地发展变化。他们离故乡也会越来越远，可我总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经历续上几页，让后辈有点牵挂，至少能在心中留下祖先生活的模糊影子，不至于连“我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也拿不准。有人说：“心安之处即为家”，也有道理，但如何使“心安”呢？这可是另一个题目了。

写于二〇一六年天天新安中学就读时

海为龙域，云为鹤乡。龙鹤各有所归，特海阔云浮，若茫渺不可求耳。谚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¹。少年奋袂辞家，欲骋志于四方；暮年倦游，思归丘园，以终余年。古之羁客，羁旅天涯，眷念桑梓，形于歌诗，千载而下，读之犹为怆然。

国朝以来，铁道驰骛，城镇化勃兴。自改革肇启，民得流转。昔者力耕十亩，十人之劳，三人可办。农无所资，于是青壮相率赴都市，趋工以求厚利²。久之，囊有余资，则输缗置廛，携稚子，迎老亲，脱农籍而为城氓。或力薄不能购宅，则僦屋以居，不复返耕。由是城郭日廓，而乡落日衰。

田畴芜秽，故庐倾颓，荒草没阶，墟落为空。世所谓空心村³者，比比而是。今之垂老务工者，少长于陇亩，虽怀故土之思，然儿孙之责未释，不得归。若夫后生生于城阙，长于廛市，于先垄故祠漠然无所念，如浮萍漂泊，莫知所本。余窃忧之，故作此录，以遗后昆⁴，使知祖居之所自。

余之故里，歙县也。秦置黟歙，隋立郡治，唐曰歙州，宋改徽州。山川翕聚，俗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⁵。南乡生齿尤繁，山陬坞谷，村落棋布。

姚氏世居杞梓里之富坑。山形宛巨人偃仰，案后尖⁶为其首，村庐处其胸臆，两臂山峦环护左右。地据山坞之奥，物产较诸邻村为丰。村依三巨石磅构屋，祠宇居中，巷陌皆石甃。桃陇之侧，沟泉潺潺，凿石为汭⁷，以资民汲。旧时无管引，担水半时方至。晚世始以筒引泉，继以机泵，民始免负瓮之劳。

其俗聚族而居，少异姓。岁时伏腊⁸，族人集于祠宇，张悬祖像，燃烛焚香，少长环坐，听耆旧述先世旧事。闻先祖尚孟公，避乱自北南奔，辗转而至石潭，始结茅于山阿。牛恒卧石崖之下，卜知其地吉，遂徙家于此，族以浸昌。

曾祖晚岁始得祖考，名曰来九⁹。盖乡俗贱名易养，取犬为义。曾祖母屡遭伯姒凌辱，隐忍度日。祖母方氏，淳安人，幼遭家难，鬻为童养媳。门祚多艰，二人戮力以支门户。

祖考性刚毅，膂力过人。少尝嗜博¹⁰，得长者一言，幡然改悔。夜赴邻村习技击¹¹，自卫保族。耕稼为一乡之冠，木石竹冶诸艺，靡所不晓。昔与外磻争山场，阖族哄斗，遂罹人命之讼。棺柩辗转匿于山隈¹²，官司三载乃解，族中多倾赀代偿，祖考奔走周旋，威望遂著。虽少读书，而作字方正有力，人咸异之。

祖考殚力治生，谋建家室，屡遭迍邅¹³。或遭借贷，或被讼累，历数十寒暑，始克构新庐。祖母贤而多劳，炊爨纺绩，剪茅担水，昼作夜纺，未尝少息。

先君讳安森，俗呼社裕。秉质淳厚，勤于畎亩。担百二十斤粪担，驰二十里不以为苦，乡号飞毛腿¹⁴。国初避壮丁，久染疟疾，后脾病大作，幸得割治，粗保余生，竟以六十三而终。先妣吴氏，出坝坑头。操作勤苦，间以放血¹⁵疗人，不受一钱。寿八十二。

叔父讳安郊，字社顺。少颖悟，工楷法¹⁶。土改时为乡文书，后就学，入仕合肥，历钢厂之职，数寄书册玩物以慰余。

余生丙午¹⁷，幼羸善病，襁褓即离母哺，依祖母以活。少得麻疹，遂苦哮喘。及长，就学乡塾，继赴石潭高小，三阳中学，后入农垦之校¹⁸。不幸得风湿心疾，医者谓宜静养终身，余闻而如遭雷霆。后贷钱赴沪，得施剖割之术¹⁹，幸获再生。养疴²⁰合肥，目击时世纷扰。归而任乡塾师，兼司医、出纳畜牧诸事。

家本贫薄，余复多病，议婚多沮。妻爱春²¹，秉心仁厚，不鄙余之孱弱，共历苦辛。夫妇筚路，伐石陶砖，历数载而营居室。儿女三人，立军、立敏、翔宇，皆自奋自立，各有成家。

今余年届古稀，俯仰往事，悲欢备尝。感祖考父母劬劳，愧妻室一生劳苦。身退林下，不慕厚葬。愿身死之后，火化归土，毋立碑碣²²，来去澹然。

独念孙辈天天、维维、阳阳，生长于尘嚣，去乡日远，不知先世之所从来。今世风俗迁改，是非之标屡变，利欲纷驰。教化之责，多归于门内。余忧少年迷于所向，故述此乡之故、家世之迹，留示后人。

呜呼！昔人云：心安之处，即为吾家。然心安者，岂漫然而得哉！

龙游于溟，鹤游于霄，非无本也，特所居阔远，人莫得而迹焉。俗曰：木高千仞，叶落其根¹。夫游子骋志四方，老而思返，古今之恒情也。然世变日亟，流徙不息，桑梓旧梦，几于泯灭。

近世舟车大通，邑居日盛。自改元更化²，农有余力，皆弃陇亩而趋都会。农人辇其积蓄，买宅城郭，引家室而居。于是闾阎殷盛于城，而山谷之墟荒矣。田土榛芜，旧屋崩圮，瓦砾间生蒿莱³，是谓空村。老者犹念祠墓，后生生长市井，视故土若陌路，如飘萍之无系。余居富坑，目覩盛衰，惧先迹之就湮⁴，乃记之。

歙为古郡，山水翕聚，七山一水，田土甚稀。南乡山坞，聚落星罗。姚氏居杞梓里富坑。其山若巨人偃卧，峰峦环匝⁵，屏蔽村墟。村因石磅以为基，分三垒而构室。祠当崖下，巷皆石铺。泉出石罅，凿石为汭⁶，居民担汲以为生，往返半时。后始设筒引水，乃免担负。

其俗聚族一姓，无他杂户。时节祭祀，聚于祠下，陈画像，设几筵⁷，少长环坐，听故老论往事。先祖尚孟，遭乱南徙，始栖于此。尝有牛恋崖下之地，不去，先祖以为吉壤⁸，遂定居焉，子孙日蕃。

曾祖暮年始得祖考，名来九。乡尚贱名，冀其易育⁹。当是时，伯嫂强梁，数凌曾祖母，隐忍而不得避。祖母方氏，幼罹家祸，鬻¹⁰为童养媳。门户单弱，二妇勤苦，支柱孤宗。

祖考生而猛健，少溺于博¹¹。乡老以博戏之弊警之，遂绝博弈。夜就学技击¹²，用以自卫。耕植为一乡最，木、石、榨油百艺皆能。后与外磻争山场，群斗致死人命。棺柩数迁，匿于山坳。讼连三载，阖族破产代偿。祖考出入官府，周旋士绅，以忠见重¹³。粗阅书史，而笔书端劲，人皆异之。营居之谋，屡遭困厄¹⁴，经数十载，始成屋宇。祖母操作无昼夜，纺绩炊爨，劳瘁¹⁵遍体。

先君安森，质直耐劳。负重载而行远途，二十里倏至，人号飞腿。国初避兵，染疟成痼¹⁶，后割脾而苟活，年六十三卒。先妣吴氏，居坝坑头。工于土疗¹⁷，为人放血治疾，一无所取。寿八十二。

叔父安郊，少善书札。土改掌乡文书，后赴合肥供职，数贻简册¹⁸器物以慰余家。

余生于乱世，幼体羸瘠。出麻疹而得喘疾。既长，就学乡校，历高小、三阳庠序¹⁹，入农垦之学。猝得心疾，医者谓当终身卧养。余大怖。家贫，贷金走沪，得手术而更生²⁰。养病合肥，见世之扰攘²¹。归而为村塾师，又兼医、出纳、畜牧之役，一身数任，工分微薄。

余身有宿疾，议婚多龃龉²²。妻爱春，不以余病为嫌，共攻苦食淡。夫妇伐石烧砖，拮据造屋，数寒暑乃成。三子：立军、立敏、翔宇，皆自力自立。

今余老矣，历阅悲欢。祖考父母，尽瘁于家；内子爱春，耗半生筋力。余身后，愿火化就土²³，不树碑，不事繁祭，来归去顺而已。

顾念孙辈天天、维维、阳阳，生长嚣世，去乡辽远，不复知祖宗之迹。今世利欲相逐，是非屡变，教化多移于私门²⁴。余惧少年惘惘无所向，故录乡中山川、宗族、先人行事，传于后代。

柳子曰：人谓心安即是家。然心何自而安哉？非徒托之空言也。